大 蕃薯的部落格

「正統」兩個字，在現代台灣社會久已不見。偶而提起，似乎也都被賦予一種負面的意義，總難免與威權、保守、封建、大中國主義聯繫在一起。但是，在我看來，今天台灣社會上得太多問題，都可以說是因為缺乏一種正統之後的亂象。

 

前幾天與一個從美國一流名校學成歸國的學長見面，聊到國內大學老師徵選的問題。學長無奈的說，剛畢業的博士生要進名校，幾乎都要靠師徒關係。就算不是自己的及門弟子，至少也要是出自同一門派。掌權的老教授，藉此作為延續、擴展自身勢力的手段。我好奇的問我學長，這種事難道美國沒有嗎？有的，學長回答。然而，他繼續說，在越好的名校，一種無形的academic decency的要求就越強烈，教授們的作為就有了規範，不敢亂來。雖然不見得會完全免除私心自用的可能，但可以降到最低。越好的學校越講究這種decency。

 

同樣的，在昨天胡晴舫與李明璁老師的對談中，胡也舉了公視內鬥的例子。她說，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內鬥，而不同的是，在有的地方內鬥是無線上綱、漫無止盡的，而有的地方的人們再怎麼內鬥，也還是有一個bottom line在哪裡，作為終極的依循與裁判。英國的BBC就是一個典範，她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BBC的內鬥非常嚴重，但這些內鬥並沒有蒙蔽了BBC員工追求一流新聞品質的原則。那麼，胡問，台灣的bottom line何在呢？似乎是沒有的。她呼籲台灣人要去尋找這個底線、一個做人的最基本的「框架」，一個沒有人應該逾越的尺度。

 

有趣的是，李明璁老師卻盛讚一種屬於台灣的「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文化」。他的學生問他「老師，為什麼台灣那麼沒有文化？」他回答：「台灣怎麼會沒有文化呢？台灣的文化就是『什麼都沒有』，於是什麼都可以。」老師認為這就是一種台灣的特殊性與價值所在。

 

我想，李之所喜樂的，其實正是胡之所擔憂的來源，只是他們好像沒有意識到。台灣的「什麼都沒有」、「什麼都可以」主義，正是瓦解一個正常社會運作之所需的bottom line的主因。我們的社會什麼都有，就是沒有一個叫做「正常」、「正規」、「正統」的東西。我們處在一個沒有norm的世界裡。

 

正因為沒有norm，我們的社會不normal。這是非常值得人去探索的一件事，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人去提。我說的不normal，並非說台灣人都很怪異或變態，而是說，我們的社會上，缺乏一個核心價值，這個價值有一個磁吸效應，吸引這個社會上一批追尋更高尚的生命與生活的人，以它為標準，在這條路上努力向前。在古希臘，這是理性與美；在羅馬，這是公民文化；在基督教世界，這是聖經與教會；在過去千年來的中國，我們有儒、釋、道；在近代西方，他們有理性、啟蒙、個體、自由、民主、法治等等。

 

在台灣，我們不知道什麼才是那一個我們該努力去追尋的東西。或者，我們根本不相信有這樣一種norm的存在。

 

這個說法很奇怪，很多人應該會反對。我確實也找不到很好的理由來說明。但，昨天的談話裡胡晴舫與盧郁佳（金石堂總監）提到一個現象，或許可以作為旁證。胡說，很多台灣人嘲笑香港沒有像樣的書店，香港人也不愛看書。但是，她說，香港的書店有一個好處，就是書架上永遠有一些雋永的「經典」，是你永遠看得到的。會後盧也呼應這個說法，她希望金石堂有一天也可以開闢出一個經點書區。

 

同樣的現象，我在美國也曾發現。在美國的書局裡，總會有好幾類的書永遠都是焦點，包括南北戰爭、建國先賢、西部拓荒、基督教立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這個主題之上，總是會有推陳出新的好書，不但是暢銷書，還可能得普利茲獎

 

那麼，什麼是台灣人的經典呢？什麼是我們認為經常不易，我們的祖父母應該要知道、我們應該要知道、我們的子孫也應該要知道的道理？

 

很遺憾，沒有人去研究這個，至少，相關的呼籲完全不成氣候。

 

譬如說，我一直感覺到，在學術領域裡，去研究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阿奎納以降，一路到洛克、笛卡爾、康德、黑格爾這一個西方學術核心的大傳統的人非常少，而這個西方正典裡面要處理的核心問題，那些牽涉到形上學（靈魂與肉體的關係是什麼？）、知識論（知識的來源究竟是倚靠觀察還是推理？）、倫理學（道德判斷的依據應該是實際效用還是抽象原則？）等等的基礎概念，台灣人極少有興趣（幾乎沒多少人知道「形上學」三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反倒是很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引幾句傅科、羅蘭巴特、班雅明等等那些非常新穎、聽起來很酷，但意義與價值都還不明確的東西。

 

另一個悲哀的現象，是台灣知識份子對「小眾」的偏執。同性戀、死刑犯、娼妓，全部加起來的不知道有沒有佔台灣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在文化上與學術上他們受到的關注卻是極大的。另一方面，全台灣的男人幾乎都當過兵，但我們沒有經典性的軍旅生涯的報導文學。近十年來台灣經濟幾乎都是靠竹科，但我們對一個個竹科工程師的成功歷程、感情生活、對未來的期許，除了極膚淺的刻板印象之外幾乎一無所知。台灣有幾百萬的媽祖信徒，但宗教信仰如何左右他們對疾病、財富、法治、選舉的看法，除了以之為論文題目的研究生之外大概也無人有興趣。軍人、竹科工程師、媽祖信眾，這些人可能佔據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與死刑犯、同性戀、娼妓相比，受到的重視卻極少。至於台商、老兵、新移民等等，就更不用提了。如果我們對我們社會上佔多數的群體都不認識，那我們怎麼可能找到整個社會共通的價值呢？

 

簡單的說，我們對社會邊緣人的興趣，遠大於對中產階級的興趣。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我猜有以下幾點：

 

第一、這是一條相對來說簡單的議題，因為它們都是一個非常狹隘、相對來說好操作的議題。反正，無論對錯，我們身邊的人大部分都不是死刑犯或同性戀，基本上幾乎不會有人關心，也不會影響到太多的人（除非參與者可以把這類議題加深拉廣到普遍人性的問題，譬如說罪與罰、生與死的意義）。

 

第二、

 

 

 

 

 

 

 

 

 

 

 

 

 

 

 

 

一種可以作為bottom line的norm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

1. 它被所有人發自內心的服膺。
2. 它被所有人嚴格遵守。

最好的例子就是紅綠燈。不管是紅燈、綠燈、藍燈、還是霓虹燈，那都不重要。重點是它需要全民一致的遵守，不這樣就無法保障所有人的交通安全。當然，紅綠燈的設置非常簡單，因為它完全不牽涉任何價值的取捨。有更多的問題是兩難的，譬如我們是要尊敬老人多一些、還是慈愛小孩多一些？我們要保護弱者多一些、還是鼓勵強者多一些？我們要保障個體之發展不受群體意志的約束、還是要保障全體利益不因一意孤行的怪人而犧牲？這些問題往往沒有一定答案。

 

 

只是，一個社會所需要的norm當然沒那麼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