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蕃薯的部落格

（草稿）

 

一、

 

我非常佩服王清峰部長。不是因為我支持廢除死刑，而是由於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在台灣政壇裡有政治家敢無畏的把自己心裡的話說出來，根據自己良知來施政，並因為理念與輿論不符而很負責的下台。社會上對她可以有各種批評的理由。但是，不可否認，她原本大可以輕輕鬆鬆的做高官領高薪，只需在眾人皆曰可殺又與她非親非故的死刑犯的執行公文上簽字即可。但一種慈悲的菩薩心腸告訴她不可以那麼做。一句「要我殺人，我實在做不到」，簡單，又何其動容！

 

因此，雖然我也不覺得廢除死刑是一個必然明智的決定，但王部長被民意一面倒的轟下台卻也未見公平。她對記者說：「二十年來台灣在推動廢除死刑的工作上幾乎毫無進展，因為一旦碰觸到這個議題，就立即招來許多無情的謾罵、污辱等人身攻擊。」可見其無奈。

 

王部長還說，廢除死刑已是世界潮流，她若因此下台，台灣會淪為國際笑柄。我倒是覺得她這話說得太嚴重了，大概也得不到台灣民眾的同情。但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國際化」對台灣人民來說並不必然具有吸引力。這點倒是值得我們記在心裡的。

 

 

二、罪與罰

 

到底一群人有沒有權利去不可挽回地剝奪一個曾經犯過重罪的人的性命？我想人類的智慧不足以回答這個問題。若有人告訴我們說他能夠給我們一個最終的答案，這個人大概是因為心理受過刺激而變得偏激。

 

反對派可能會認為，人不是神，既無能力創造生命，當然也無權利去結束生命。再說，人不是全知的，沒有人可以保證調查審判的過程絕對無誤，而一旦死刑執行之後再後悔也來不及了。而殺人真的能終止犯罪嗎，還是有更重要的問題有待我們去努力解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曾經犯錯的人難道就不值得再給他一次自新的機會嗎？

 

另一方面，我們又會認為，那些滅絕人性的犯罪行為可以被用來證明罪犯者已經喪失了人性，因此我們也不必再以對待正常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而必須讓他們從人類的共同生活圈中除名。正因人性與生命是如此的可愛、高貴，因此傷害它們的人應該從地球上消失。這樣一來，活著的人才能安心生活，死了的人才能得到撫慰。如此，「生命的神聖與尊嚴」固然可以被用來反對死刑，也可用來支持死刑。

 

更廣泛的來看，若要清楚的討論死刑之廢除與否的問題，必須先釐清「罰」的首要目的到底是什麼。是要報復加害者？補償受害者？還是維持群眾生活的基本秩序與安定？對刑罰之目的的不同認識會影響到死刑之存續的問題。如果是報復加害者，死刑當然有效，但不見得是最好或唯一的，若能恢復古代的凌遲、斬首、臏、黥等等酷刑，或許可發揮更好的效果。如果是要補償受害者，除了心理上的報復之外，死刑不見得能給受害人增添什麼。如果是著重死刑的社會教育功能，我們現在採用的不開放的行刑就比不上古代的「腰斬於市」那樣的震懾人心。然而，根據這種觀點，死刑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如此一來，只要能達到嚇組犯罪的效果，死刑究竟是否符合正義原則就再不是重點。也就是說，被砍頭的究竟是韋小寶還是茅十八，就無關痛癢。

 

經過這樣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發現，死刑可能太多，也可能太少。

 

 

 

二、

 

然而，儘管說了這麼多，研究台灣社會的人必須清楚，以上所述種種，對台灣老百姓來說，都不重要。從一種抽離自身所處之特殊情境的高度與角度來看待一個原則性的社會問題，不是中國人所喜所長的。

 

法學博士芝多思學長就觀察到以下的有趣現象。這幾天在媒體上所有針對死刑的討論，基本上都圍繞這兩個非常狹隘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被害者的角度出發：如果你的親朋好友被殺害，你贊成加害者被處以死刑嗎？第二個問題是從死刑犯的角度出發：如果你被判冤獄死刑，你不會覺得很無辜嗎？

 

中國人是一種被綁縛在黏稠的小親友團體之中的人，這樣的人在他的一生當中，不斷的追求他的小親友團體的擴大與深化，或者在不同的小親友團體中游移跳躍。就好像得水之魚一樣，牠不是某座湖裡，就是在某條溪裡。但不管怎麼樣，一離開水，牠就失去了生命的養分。中國人也是這樣，他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一個小親友團體作為棲身之所，否則就會惶惶不安，失去了社會身份與行動的準則。「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這一文化最好的註腳。中國人不是一個獨立自足的個體。無論於內於外，他一定需要一個依附，或是依附家庭，或是依附朋友。

 

習以為常之後，中國人不能從一種超脫各小親友團體之上的角度來看待廣泛的社會問題。事實上，現代意義的「社會」一詞對中國人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因為「社會」一概念假設一個在各個孤立的個人與團體之上的統一的群體之存在（諸如西方社會中「人民」、「公民社會」等概念），這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也因為如此，中國人並不會從一個廣泛、抽象的社會群體的角度來看待某一特殊事件。對我們來說，針對某一個事件，你有你的立場，我有我的立場，你的宗親有你的宗親的立場，我的公司有我的公司的立場。但，沒有一個「我們」的立場。甚至，根本沒有「我們」。一個事件不是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或是我的事，可能是你與我的事，也可能是我與他的事，但不會是整個社會群體的事。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正如芝多思指出的，在面對廢除死刑的問題的時候，台灣人不會從一個社會全體的角度來看待它。很肯定的是，因為無論死刑廢除與否，都與大多數的一般人無關，因此一般社會大眾對這個問題更是根本無從關心起。所以，我們只好非常簡化的從會被這個問題影響到的兩個小親友團體中從中選擇一個來出發，而這兩個團體不是受害人就是加害人的團體。

 

這樣一來，我們看到，一個複雜深刻的社會議題，本來可以從人性、宗教、公平與正義、社會秩序管理等等多樣層面去思考的題材，在台灣社會被簡化為二分的選邊站問題：你選擇站在被害人的一方，還是選擇死刑犯的一方？而前者以壓倒性的多數勝過後者。

 

為什麼多數台灣人會選擇站在被害人的角度？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媒體推波助瀾地放大了白冰冰、陸政等經歷過生離死別的受害者家屬的聲音，可能是很大的原因，因為在一個多數人沒有意見的議題之中，少數說話特別大聲的人可以享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台灣人一向喜歡以弱者自居並因而同情弱者，恐怕是另一個關鍵的因素。第三個也是最值得我們反省的因素，可能是台灣人普遍對人性缺乏信任，因此與其去期待受刑人改過向善，不如讓他從地表消失，夜長夢多不如一了百了。而這一點，也尖銳地反映了常處於小親友團體中的人對外在世界的不信任感。

 

如果我以上說的都沒錯，那麼王清峰的下台就實在是台灣特殊的社會結構下的一個犧牲品，因為我們的文化根本不給她一個說明與說服的機會。而更可惜的是，雖然這一陣子死刑之廢除的問題又被炒熱了，但從宏觀的角度看來，這大概只會是三分鐘熱度。不久之後，關於這個議題之討論會與社會上再次提起王清峰這三個字的頻率等速遞減。「人亡政息」，是這個不太會去關心公共事務而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偉大領導者去推動政務的中華民族的政治鐵律。

 

我們的社會讓王部長在這樣的場景之下黯然下台，實質性的等於鼓勵了以後的政務官要盡量的採取一種蔑視自己內在的良心召喚，對所有爭議盡可能的因循苟且、不聞不問的態度。「大混小混，一帆風順」再度擄獲她活生生、血淋淋的戰利品。

 

 

 

三、

 

公平一點的說，台灣人在這個政治事件中所顯示出來的草率與偏狹並不特殊，它們本來就是政治學裡的一個古老而難解的問題：人們本來就會對陌生的問題感到陌生，並採取一種主觀偏狹的角度來草率處理之。也正因為在這個難題上一直都沒有有效的處理，千年來中國人的政治一直都沒有變化，更遑論進步。

 

這樣說並不表示西方人天生就善於從一個超越而遼闊的視野來看待政治議題。對西方人與中國人來說都一樣，家庭是第一個、最自然、也最重要的社會組織。自然的生物法則使人必然對親人與朋友有強烈的情感上的偏好與聯繫。「胳臂往裡彎」應該是一種正常且普世的現象。然而，回溯西方政治思想史，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哲學家極力的在找尋一種解決之道。

 

對康德言而，解開這個困難的關鍵在於「理性」。對康德而言，

 

 

王清峰與媽祖。

 

台灣的政治不好，不代表台灣人不快樂。就好像美國人不需要美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