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蕃薯的部落格

我的同學的同學來台灣參訪了一趟，寫下了他的心得。他用的吊橋理論很有趣，我覺得頗適合用來描述現在的兩岸關係。

三月三十號的中時上有一篇吳典蓉女士的文章，她開頭就引用了林濁水先生的話來比較許信良與前總統陳水扁先生：

林濁水曾經這樣形容陳水扁與許信良兩人的演說風格，許信良不擅長攻擊，但是一談到合作互惠或願景，就眉飛色舞；相反的，阿扁最好的演說（也就是最能挑起群眾情緒），往往是他狠狠痛打對手的時刻。 ........林濁水，有次一句話就為扁下了註解，「他這個人的問題就是傷害別人時很快樂」

接著她又說：

有趣的是，陳水扁與許信良每次在歷史劇場同台，許信良總是敗下陣來，難道樂觀不敵仇恨、理性難比激情?

吳女士引用美國學者杭亭頓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悲哀的現象。因為，杭亭頓認為，像台灣這樣一個民族意識不是很強的國家，「尋求認同與重建種族身分的民族根本上就需要敵人」。因此，不僅是陳前總統，「大多數的民進黨菁英很快就掌握這個要點，畢竟，將政治搞成敵我之分，幾乎是多數政治人物的本能。 」

我不太確定杭亭頓的理論有多強的效力，也不確定這個理論是否能套用到今天台灣的現象上面。但，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感覺到台灣人當中的確有很多人喜歡逞口舌之快、愛用言語來傷人、喜歡靠講話大聲來解決問題。政治人物也許因為曝光在鎂光燈之下而受到矚目，但這恐怕不只是少數政治人物的問題而已。

比如說，「嗆聲」這個詞彙與概念，不知不覺中，似乎已經在我們的文化當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媒體上動不動就「嗆」過來「嗆」過去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常常聽到「我很不爽，就給他嗆回去」、「你要是敢嗆我，我就....」、「他若是再不...，你就嗆他....」。有的時候我們不會用「嗆」這個字，但整個對話的語氣與心態也都大同小異。

「嗆」這個字若要在英文中找一個對應的單字，我想應該就是shout或yell。但shout與yell這兩個動作在美國社會裡是一種極不禮貌、極不友善的動作。在電影裡，如果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說："Why do you yell at me？"那就表示這兩個人在吵架了。這時候，另一個人多半會回："I am not yelling at you."（儘管他可能明明就有），換言之，對話雙方都清楚的意識到，即使在爭辯當中，yell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可是，在台灣，人們似乎把「嗆」當作一種正常且必要的溝通模式。

更嚴重的是，這種在口頭上逞一時之快的毛病，似乎並非只是情緒上的衝動，而是反映出來在台灣人與人之間相互的不尊重。

譬如說，在其他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有些接觸之後，我發現只有台灣人在罵人的時候一定要把對方罵到一無是處才會善罷干休。即使明明不是什麼太重大的過錯，很多台灣人就一定要將對方往死裡罵，一點情面都不留。甚至，我作為一個朋友，若是我不跟著他一起罵，他還會怪我不夠朋友。與台灣人相比，日本人似乎處在另一個極端。日語當中連髒話都沒幾個，日本人要批評人也是很含蓄性的暗示一下（雖然可能很陰）。美國人也是一樣。除非有什麼深仇大恨，他們對他人的批評通常是點到為止。電影中的美國人常常是直來直往的，為得是凸顯出人物的率直與個性，但實際上美國人可是非常留意避免與人發生衝突的。有一次我在圖書館裡遇到兩個美國朋友，Bryant與John。Bryant當時因為在趕一份商業企畫書，所以需要做些研究，可是偏偏圖書館裡常會有一些很吵的人，這時，Bryant說，他就會走過去跟他們說："Excuse me.  I really need to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So would you please go to other place or be quiet a little bit."從字面上來看，Bryant這個講法已經是很客氣的了。但John似乎不以為然，他很驚訝 Bryant會那麼直接地去向別人表達不滿。

大陸人在這方面的素養也比台灣人好很多。或許，在電影中或現實生活中我們確實也看到許多大陸人會為了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互相破口大罵，但，就我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說，大陸人彼此之間很少在背後說人壞話。就算有，通常也都是限於就事論事。甚至，如果講到了氣頭上，這個罵人的人自己都會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跟一群大陸學生與幾個台灣學生一起吃飯。席中一位大陸同學提到過去他與他的前室友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他起先沒有公開他的這位前室友的名字，但是大家聊著聊著，就猜出來是誰了。後來大家才知道，他的這位前室友還真是一位人品不怎樣的人，跟很多人都結過怨。只是以前大家都礙於情面，沒有公開得數落他的不是。直到現在話說開了，大家才開始暢快的分享自己痛苦的經驗。但是講著講著，大家有覺得這樣在背後說人壞話並不妥當，就打住了話題。大家心理都有一個共識：「我們知道那個人不是好人就行了，到也不需要硬是毀了他的名聲。說不定有人跟他可以處得很好呢！」

為什麼在台灣會出現這種與眾不同的嗆聲文化？其實這一點都沒什麼好奇怪的。每一個台灣人都知道答案在哪裡，只是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這一切，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就已經麻木了。從十幾年前的朱高正掀桌子開始，一次又一次的扭打、摔角、摑巴掌、丟鞋子、破口大罵、爆料、口水從未間斷的出現在我們的新聞頻道上。儘管我們以民主自豪，但我們從我們的立法院裡學不到審慎、機智、謙卑、禮節、風度、文雅，而一幕幕肢體、語言暴力卻深深烙印在一代代大人與小孩的心裡。若要說台灣人真有什麼集體記憶，這就是了。理智上，誰都知道暴力是不好的。我們都試圖去譴責、淡忘，或學著把那看做是一場鬧劇，笑笑就好。但是從沒有一種嚴正而果斷的力量來制止它。於是，當「錯誤」從不停止發生時，它就算不會豬羊變色成「正確」，也漸漸形成了一種「自然」。人人都會說「立法院的大人天天打架，我們要怎麼教我們的小孩子？」然而，當政治人物就這樣天天打、天天鬧、天天吵，我們也就忘記了在嗆聲之外，原來人與人還可以有其他的化解分歧的方式。

台灣社會最嚴重的危機就在於當一個偏差的觀念冒出芽的時候，沒有一個清醒、公正的社會力量去將之予以矯正。而往往是等到這個錯誤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並產生了明顯而立即的危害的時候，才亡羊補牢，用政治或法律的力量強行補救，但往往為時已晚。就好像從早年的電子花車、檳榔西施、名模、到網路上無所不在的內衣、豐胸廣告，無一不在物化女性，今天終於出現了一個毫不掩飾地靠身體吸引人的瑤瑤。瑤瑤說不幹了，竟然又跑出來一個舒舒。唉，病入膏肓，再要治就很難了。同樣的，「宅」是一種多麼不健康、消極、扭曲的生活形態！可是台灣人偏偏就是可以嘻嘻哈哈、若無其事的把它當作一種很有趣、很新潮的概念來討論，甚至還有所謂的「宅經濟」。另一方面，若是我們的年輕男女成天都窩在家裡上網聊天完遊戲，那麼還有多少人會去從事戶外運動？而口口聲聲說要振興棒球的政策又怎麼可能落實？這些問題大概又不是台灣人願意費心去想的了。等到棒球再敗，再去「嗆」、「幹譙」就是了。

嗆聲文化不改，台灣永遠不會有救。因為只要人們仍然習於以「嗆」來對話，我的意見就沒有人會想認真去聽，我也不會想虛心接受聽別人的批評，人與人就不可能有真心的交流，社會就不可能變得和諧，和平、熱絡、而有深度的公共討論就無從開展，我們選出來的官員就仍然是用口水來搏版面的小丑，下一個莊國榮、郭冠英隨時又會一夕之間從某個無名的角落蹦出來。

唉，說到這，我自己也得好好檢討一下。講話常常太損人，造口業。慎哉。

一、

前天早上（十一月十號）十點半左右，我在家門口的星巴克喝咖啡，外面下著大雨。從雨中的街道上，三個美國少年一身濕漉，狼狽的鑽進了店裡。這三個看起來像是國中生的小朋友，有的把頭髮染黑、染紫、染綠，有的戴上了耳環、唇環、鼻環、眼上花了烏漆媽黑的妝，手上帶著一串串五顏六色的手鐲。其穿著打扮，講得好聽是很搖滾、很龐克。講得難聽，讓人很難不想起所謂的不良少年。星期一早上，不上學，跑來咖啡廳裡談天打屁。他們坐到我左手邊的大沙發上，但是過了許久仍不見他們有去點東西的跡象。不過這種事還常常發生，星巴克的店員好像也不會憤而逐客。

這時候，一位一直坐在我後方的胖中年婦女開始跟這三位聊天。這女士的外貌是很標準的美國中年婦女。穿著簡單的運動服，臉圓圓的，頭髮捲捲的。看起來很親切，但沒啥特別之處。

一開始我沒注意他們在說些什麼，等到我注意聽的時候，聽到的是胖阿姨問他們「你們想不想喝些什麼？我可以請你們。」那三個少年很訝異，推辭了一下。但那胖阿姨說:

I just want to do something nice for you.

於是少年們就接受了。其中一個小女孩還掏出了兩塊錢要拿給胖女士，但胖阿姨好像也沒接受。胖阿姨於是跟星巴克的店員說「請讓他們點任何他們想要的，我等等來付帳。」

於是這三位少年各自去點了一份飲料。當他們回到沙發上的時候，很開心地跟那胖阿姨聊天。過一會，又來了兩位少年加入他們。胖阿姨也請了他們。他們都很感激。有的說「她實在不必如此」，有的說「她真是很慷慨」。

他們聊了大約十幾分鐘，就安靜了下來。過沒多久，胖阿姨說她還有事，就先離開了。小朋友們著繼續留下來，嘰嘰喳喳的聊天。其中一對情侶還一直在玩親親的遊戲。

我當然不知道那胖阿姨為啥請這些小孩。她自己的說法是"I just want to do something nice for you."但究竟為什麼她這麼好心，只有她自己知道。或許，這些少年讓她想起了她自己小時候。或許，他們讓她想起了她已過世的弟弟。或許，她想為星巴克促銷。或許，她錢多到不知道該怎麼花。

不過我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少年心裡一定很開心。而這種開心不只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一杯免費的熱咖啡，更在於他們感覺到來自一個perfect stranger的善意與關懷。這種溫暖大概是無價的。

我開始去想像一個情境。我是一個國中學生。我家裡不太富裕，成績又不好，老師不喜歡我，同學們也不太跟我交往。為了不甘示弱，我只好刻意特異獨行，顯得自己與眾不同。有一天，我跟幾個好朋友都覺得待在學校裡實在悶得要死，於是約好一起蹺課去街上打電動。我知道明天回到學校後我可能會被老師罵，可能會被校規處分。可是，管他的呢，反正這些人從來沒有真正關心過我。偏偏不巧，天上下起雨來，又冷又濕，我們只好躲進咖啡廳裡。可是，我可不想花錢在咖啡上面。店員來囉唆怎麼辦？管他的呢，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反正，我本來就不是別人眼中的好孩子。就在這時候，一個慈祥和藹的媽媽好心的為你和你的朋友送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

我只能說，那胖阿姨真酷。

二、

具體的說，我當然不可能知道這杯熱咖啡能對這幾位少年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許他們出了星八克就忘了。或許他們心底覺得那胖阿姨只不過又是一個愛作秀的「猴亞郎」。然而，不論這位女士的動機如何，也不論這位少年心底到底怎麼想，這女士的這個行動實在令人感受到非常溫暖的情意。而這不正是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所該追求與珍惜的東西嗎？

在台灣，有很多人在很努力地提倡「公民社會」這樣一個概念。這些人常提到的東西是「理性」、「法治」、「市民社會」、「主體性」、「國家」「 公民道德」等等，還有許許多多聽起來更深刻的概念。他們的心血與貢獻當然是可貴的。不過，我不免擔心這些人把這問題看得太「難」太「遠」了。他們顯然見到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的難度，才會不厭其煩的談這些複雜的問題。但是，他們的講法不免讓人覺得好像若是我沒唸過Habermas、Foucault、Communitarinism、與Alasdair MacIntyre，我就不懂得什麼叫做現代社會、我就不能做個好公民。

事實上，問題可以很簡單。我們每一個人根據基本的常識就可以知道，一個懂得關心別人的人就是好公民，一個於其中每一個人都懂得互相關心的社會，就是一個好公民社會。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是非常容易，完全操之在我的事。早晨出門遇到鄰居問聲好。在社區裡隨手撿起地上的紙屑。走在路上禮讓行人、不闖紅綠燈、不亂按喇叭。多關心同事一點。多關心朋友一點。很八股，也不容易。但，只要我們願意，隨時隨地、不分政治立場、社會地位、教育程度，人人都可以做到。任何一個家庭主婦、任何一個計程車司機、任何一個菜市場裡的肉販，都可以一個好公民的典範。

兩年前有一次我去上課的時候，正要進一棟大樓時，一個貌似老墨的工友先生很好心的幫我開門，口裡說著"Let's me serve you."。過一會，我從同一扇門內出來，剛好回頭看見他也要出來，我就順手幫他開門，口裡說："It's my turn to serve you."。老墨說了聲謝謝後接著說：

I help you and you help me. Let's help each other and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在去北京玩的一行人當中，有兩位在台北市當國中、小補習班老師的女老師。她們講的兩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她們說台北的男人爛透了。因為在她們需要聯絡的學生家長中，有八成的父親不關心小孩的學業。她們說，每次打電話給家長，接電話的若是爸爸，八成都會說：「喔，小孩的事不要問我喔。」然後就把電話轉給媽媽。

第二、她們說現在的學校老師都非常不負責。對年輕一輩的老師來說，「教書」就完全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時間到了，下課，之後就不再管學生的事。她們相信這是這幾年教師徵選管道大開的造成的惡果。那些循傳統師範體系一路當上老師的人，因為一直有很深的「將來就是要當老師」的體認，所以就比較認真、投入。最糟的就是那種原本是念別的專業，後來修個教育學程就輕輕鬆鬆當上老師的人。

我反問她們，聽說現在的學生壓力都很重，你們不覺得課後的補習班只是造成他們更多負擔、更多痛苦嗎？她們說：「不會。因為這些學生若是只是在學校裡學東西，他們保證什麼都學不會。尤其是自己有私下開補習班的老師，在學校的時候根本都不認真教學生。再說，像是數學裡的建構式教學，根本只是把學生搞得更糊塗。若是他們不來補習班裡補救，將來畢業後只會更慘。」

我又問她們「你們覺得教改的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她們說：「她們有看過教改的原案，其實立意是很不錯的。問題出在於把教育部的教改方案拿回學校應用的老師，他們往往根本搞不清楚教改的真正精神立意，而只會照本宣科、依樣畫葫蘆，終於把教改搞得一塌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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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的劊子手

一、

去年剛回來的那幾天，最大的新聞一個是比較馬英九與謝長廷的防彈背心有什麼不同，另一個是余天兒子打人的事。

今年也差不多。甚至大概因為近期沒有選舉，新聞就更像閒聊話家常了。歐巴馬就職前兩天，自由時報的頭版頭條是「美國新總統將搭公車上班」（或是火車？）。在一月三十一號，聯合報頭版頭條是馬英九與馬友友的雙馬會的報導。同一天，中時電子報的頭條是某人獨得大樂透四億台幣的獎金。二月一號的聯合報算是有點長進了。頭版頭條是台灣火車站旁的新轉運站即將落成。然而，就在這個新聞的下面，斗大的一幅陳幸妤的照片，說是她隻身赴美，動機不明。接下來的幾天，陳小姐的新聞近乎壟斷了台灣大小媒體的焦點與國人的目光。

我不禁好奇，台灣真的沒有更重大的事件值得報導了嗎？是因為台灣民眾真的不關心所謂的「國家大事」了嗎？還是因為我們的媒體工作者太混、太懶、太腐敗，所以不斷的以這些弱智的消息來愚弄百姓呢？

無論如何，不管原因到底是什麼，台灣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的混過去。

今年過年去了北京八天之後，這種感慨更加深刻。因為是參加旅行團的關係，我看到的北京大概是片面的。但僅就我所見而言，我想我可以說今天的北京已經在硬體條件上遠遠的把台北甩在後頭。過去幾年來，一開始人們先是討論大陸落後台灣多少年，接著是開始計算台北還可以領先北京、上海多少年。這類問題在今天大概已經失去了時效性了。

整體來說，台灣的生活環境大概還是勝於大陸不少。健全之政府之合法性來源、個人基本權利的保障、公務人員的認真與高效率、社會福利與安全保障、民眾對制度的尊重、對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護的重視，這些都是大陸還不能相比的。至於服務業與金融業的便捷與親切，大概也遙遙領先大陸。更重要的是，一般來說，因為長期處於富裕與安定之中，台灣人在面對他的事業與人生的時候享有一種大陸人所缺少的寬廣、自由與彈性的心態，對貧窮與失敗也幾乎沒有歧視。另外，從物質享受與商品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對一種更精緻、更具個體性與特殊性的生活方式有所追求。也因此，大陸的突飛猛進固然也引起一些人的佩服與羨慕，但也不少台灣人對一種暴發戶式的財大氣粗是不敢苟同的。

與大陸相比，台灣缺少的是一種團結起來在國家與政府之旗幟下追求進步的意願與決心。這一點，大概正是大陸人之所以能成功的關鍵。一種團結意識讓他們可以接受「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背後的社會不公。一種「中國人都是一家人」的精神讓他們可以或安心或任命的順從北京的集權統治。從許多角度來看，北京政府也並未讓老百姓失望。

基於一種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從而發出的對群體意志的尊重與協同合作的行動力，這是台灣沒有的東西。在作為一個統攝性力量之國家與民族精神之缺如之下，台灣人失去了集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因此，論吃喝玩樂、養生保健、休閒娛樂、乃至新企業的創新發明，台灣都還有可觀之處，但要論國家整體之規劃與建設，卻總是力不從心。於是我們看到，台灣有很多優秀的企業家，卻沒有像樣的政治家。書架上擺了各式各樣商業分析的雜誌，政論書籍卻寥寥無幾，且乏善可陳。簡單的說，台灣有經濟，無政治。用中國人的老話來說，就是台灣有「私」而無「公」。

而且這種群體意識之缺乏的後果只會越來越嚴重。因為人總得生活在人群之中。我們若是不能找到自我與這個群體之關係，並為自己在國家民族中找到一個定位，那麼，個體的身份與成就將缺少一個做價值判斷時所必須的準據。長久下來，個人的努力會收不到應得的肯定與反饋，於是就會心灰意冷，接著就會喪失奮鬥的動力。這現象在台灣已然存在甚久。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台灣的馬路上路人與路人之間幾乎不可能互相打招呼，更不要說聊天話家常了。這顯示出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重。在沒有另外一個連結兩人之間的關係的前提下（如同學、父子、我朋友的朋友、主顧、客戶等等），兩個偶然聚在一起的台灣人就是陌生人。這種現象在美國就不存在（雖然也得看城市），在大陸也和緩的多。因為對美國人與大陸人來說，兩的人即使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私人關係，至少他們都還是「美國人」、「中國人」。

與此相關的是國家意識下面的地區意識。在大陸人之間，「北京人」、「上海人」、「山西人」、「寧波人」都是有意義的概念。這樣的人遇在一起就講一樣的家鄉話，在第三第裡相互協持照顧。這東西在台灣也很薄弱。譬如說，很久以前國城學長就觀察到，在台灣的新聞中，我們只用黨籍來標記一個立委的身份，而不是那個把他選出來的縣市。

集體意識之缺乏當然其來有致。早先是為了擺脫中國文化中封建、帝制之陰影，後來是為了反抗國民黨之威權腐敗的統治，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從清末民初以來，高揭個體權利與自由之大旗就是不得不服的一帖藥。一直到現在，我們相信這就是民主與自由之真諦。

然而，回顧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發展史，對個體之尊重與保障一直與另外一個概念攜手並行，這個概念就是對群體大我之鞏固與對秩序之維繫。這是一個不需多加論證的自明之理。在西方世界裡，「國家」一直是必須的。這個「國家」可以是希羅城邦、可以是近代民族國家、也可以是代天牧民的基督教王國。在已經確定了「國家」的先驗必要性之下，人們再接著討論「民主」、「共和」、或是「神聖王權」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之下來看，政治思想家無論怎麼尊奉個體之地位，也不會忘了群體大我之重要。亞里斯多德推崇民主，但民主之所以可貴之前提是「人是政治的動物」。也就是說，人必須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去過一種更高尚、更正義的生活。

再舉一個幾乎被現代人遺忘的例子。在近代民主興起之早期，政治思想家用來反抗絕對王權的理論依據不是「個人」之優先性，而是一個類似於「民族」的概念。「民族」不是個體之總和，而是在一塊土地上長時間生活在一起的群眾。這樣的一個「民族」在歷史與經驗中逐漸累積起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習慣與風俗，而這套風俗習慣自然含有一定的智慧與權威。從我們的眼光來看，很可能會認為對民族的崇拜會傷害個體的權利，但在早期，這個人民群體的概念是用來反抗王權與貴族的合理論據。荷蘭人Althusius與英國的Richard Hooker都有這樣的看法。Locke從Hooker那邊繼承了這個觀點，並以之為捍衛1688光榮革命之正當性的武器（Sabine, 418, 439, 525）。

這一套思路並不是近代民主思想中的唯一主張。葛老修斯、霍布斯、斯賓諾沙等人都嘗試著以「個人」為唯一之出發點去規劃出一套新政治社會秩序。他們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此以後，「理性、自利的個人」成為一切近代政治社會思考的共同出發點。然而，群體大我之概念從來沒有被遺忘，其最著名的代言者大概就屬盧梭了。他用「總意志」的概念調和了群體與個體之間的矛盾。至於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國家與民族再度被蔚為一股席捲歐洲世界之風潮，又是另一個故事了。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中，國家與個人、群體與個體、大我與小我，總是緊緊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種辯證式的交互影響關係。

這樣的一種思想發展之軌跡卻在台灣的思想界缺席。當然，台灣民族主義者不斷大聲疾呼台灣的主體性，但她們說的「台灣」主要是一個相對中國、日本、西方而言的台灣。這個「台灣」是一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另一個國家，卻不是一個相對於「個人」而言的一個人民群體的概念。所以，若非陳雲林來台灣，若非王建民出國打球，「中華民國」的國旗是沒有意義的（更不要說中國民國與台灣從來就不完全相同）。

「別人」對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為什麼要跟別人生活在一起？如果要與別人生活在一起，我該怎麼調整我自己？人為什麼需要一個國家？國家是什麼？國家應該為我做什麼？我應該為我的國家做什麼？我希望我的國家是什麼樣子？我應該如何為之努力？

這都是我們早就該認真面對、思考的問題了。不幸的是，因為這些問題未被嚴肅的提出、思考、解答，於是我們的群體意識就漸漸枯萎凋零。於是今天的台灣人就過著一個沒有大我，而只能退縮回自己身邊的人、事、物的卑微生活。於是，當然也就沒有「國家大事」。

這種思想與文化上的失敗當然也情有可原，因為台灣並不像是法國、英國、中國一樣自古是一個完整、明確且強大的民族。這個小島上的居民來自各地，搞不太清楚究竟誰是誰。

然而，這卻也不是一個太好的理由。因為，無論究竟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我都要追求安穩而幸福的生活。為了安穩而幸福的生活，我必然得學著與我的鄰居和平共處，即使這個鄰居並不太討人喜歡。在碰觸統獨問題之前，有很多問題可以先被解決。要解決這些問題，也不需要碰觸統獨問題。反過來說，無論究竟是中國還是台灣國，這個國家裡的人當然也需先懂得學著去相親相愛、團結合作。否則又何以成其國？

如果說一種健康的人我關係是個體自我與群體大我之間找到一個平衡，而西方國家是在中古的基督教一統世界之瓦解後漫長了戰亂與紛爭中逐漸的摸索到這個平衡，那麼，今天的台灣與大陸似乎就只是分別站在這天秤之兩端。台灣人缺的是群體意識，大陸人少的是對個體之尊重。路很難走。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成功。

二、

然而，或許以上的說法並不公平。因為它沒有正確的尊重、反映出台灣人對理想的人生與政治的看法。

譬如說，備受尊敬的聖嚴法師就留給我們的「寂滅為樂」與「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兩句話。如果「我」都沒有，如果「生死」都不算大事，如果「寂滅」是一種幸福，那麼，外在的富貴利達、寵辱顯困又還算些什麼？如此一來，所謂的金融危機、兩岸競合、乃至於一切的公平不公平、正義不正義的紛爭，不都是只是一種庸人自擾的迷失嗎？就此觀之，「國家大事」正是一種集體業障。有聰明圓通的人都還來不及甩掉，又怎可能去把它攬在身上？至於那些執著於硬是要在這些問題上辨個分明的人，當然也不會是什麼有智慧的高人了。

同理，為了正統之爭相鬥六十年的北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兩廟，決定一掃過去的恩怨而重修和好。主其事者說：「兩個廟都是拜媽祖，又都是教人為善去惡，為什麼非要分彼此、爭名份？」

綜看聖嚴法師之來去與朝天、奉天兩宮之分合，端的是惠能法師的那句：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我們相信「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境界就是比神秀的「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高出一截。因此，為了「身外之物」而汲汲奔波的，都被我們視為一種癡、貪、與愚昧。也因此，宗教紛爭，這個西方社會中天字第一號之一等一大事，甚至到今天都還被杭廷頓悲觀地認為是「文明衝突」之根源，在台灣社會卻被一種雲淡風清、四兩撥千金的態度輕易化解。如果對台灣人來說宗教問題不是一個問題，那麼，所有的國家認同、政治、經濟問題、乃至於什麼是「我」、什麼是「他」當然都不會是一個值得我們費心思量的問題。

於是，第一節裡面所有的分析、批評，在聖嚴法師的一句「寂滅為樂」之下，通通歸於無效。或許這正足以解釋為什麼台灣新聞當中沒有國家大事。考慮到佛教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力，也許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宗教對台灣政治發展所發揮的巨大力量。

我的房東叫作Darryl High。High，若是音譯就是海先生，義譯就是高先生。Darryl則是一個對我們來說很饒口的字，因為有一個R與L緊緊相連。我們很容易就把它唸成Dell了。不過海先生與亞洲文化頗有接觸，應該也見怪不怪了。

他年輕的時候服役於美國海軍，曾經追隨艦隊到過台灣的基隆港與日本。他在日本的時候頗受困擾的一件事是日本人常常說「Hi. Hi. Hi.」。他總以為人家在叫他。

海先生應該是我交往過的人當中最稱得上是一位文質彬彬的紳士的。他非常的和善，不僅從來不在房租與房子的管理、修繕上與我們為難，甚至還常常細心的為我們著想。他非常的體貼，逢年過節的時候他都會送給我們一些小點心、小禮物。他非常的慷慨，用我所知道的在鹽湖城最低的價格把房屋租給我們。他非常的勤奮，即使在去年退休了，他仍然找了一份工作，過的忙碌的生活。

他雖有溫文爾雅的氣質，又是一個中學老師，但他卻不是一個文弱的書生。庭院裡的種花除草的雜役他都一把罩。我們浴室的抽風機壞了、熱水器漏水，都是他自己親自修理。最近我最常看到他做的事就是帶著一頂牛仔帽、穿著白襯衫與牛仔褲，在雪地裡鏟雪。

他是他女兒眼中的好爸爸。Carie每次都會說"My dad is a wonderful dad."。他是鄰居中的好朋友。有一次在一個除草的社區活動當中，我認識到一位提倡廢除美國的死刑制度的人權律師。他說他很擔憂美國的犯罪問題，並反對槍枝的合法化。但如果每一個美國人都像Darryl一樣，那槍枝合法化就不會是一個問題。

他非常的愛國。每到國定假日（與州定假日），他一定都在家的四週的街角豎起兩排美國國旗。另外有一面超巨大的國旗（寬度大約超過兩公尺），則高掛在他家玄關之下。

最近又發生了兩件事，讓我益發的敬佩他。

第一件事是我在一月中回台灣的時候，先把要用來繳二月份的房租的支票寫給他。他那時跟我說，他會等到二月到了再去銀行兌現，因為那是二月份的房租。我跟他說不必如此麻煩，因為我的銀行裡有足夠的存款。他笑了一笑。後來我查了銀行的帳單，他真的是等到二月多了才去動用那張支票。其實，那張支票既然給了他，他究竟什麼時候用完全已在他的權利範圍之內，但他卻願意主動嚴格遵守著個關於房租的承諾。

第二件事是一月多的某一天海先生在我鏟雪的時候看到我，就問我我的室友什麼時候回來，並請我在他回來的時候告訴他去找海先生。我問海先生發生了什麼事，他只約略皺眉的說沒什麼事，只請我轉告我室友記得去找他。後來我跟我室友聊天，才知道我室友當時房租沒繳清。這樣看來，海先生真有「勿道人之短」的風範。按照人之常情，當時他向我發發怒、抱怨一下我的室友是很可以理解的。但他沒有。關於房東與房客之間因房租而起的糾紛，我在台灣與鹽湖城的華人圈子聽過不知幾凡。海先生不僅沒有因此與我們有過任何糾紛，甚至一點點埋怨或牢騷都沒有。相反的，每次屋子裡有東西壞掉，都是他自掏腰包來修理。

一般美國大眾都對摩門教有一種負面的觀感。我對摩門教義、教儀所知有限，也無意為所有摩門教徒辯護。但在海先生這位虔誠的教徒身上，我很清楚的看到一種值得我尊敬、學習的人格典範。

前幾天在新竹市區看到一幅慘澹的畫面。火車站前儘管新商家、新商品、新廣告依舊，卻難掩缺少整體規劃的街道所造成的雜亂無章。下課後的中學生成群結黨的西一群、東一堆簇擁在一起，大多數都聚集在小吃攤前排隊覓食。一身鬆垮的深色制服讓他們看起來只顯得狼狽。年輕本來應當是最美好的事，但在這些都是我的學弟妹的孩子身上，青春似乎已消逝無蹤。向晚時分，天漸漸黑了。往來車輛的廢氣與喇叭聲，讓我更不解什麼樣的人可以忍受這樣的生活。

我還看到了一幅更耐人尋味的景象：放眼所及，幾乎所有的女生都留著一種相同的髮型。對懂的人而言，那叫做厚瀏海，是一種最時尚的玩意。在我而言，那像是一頂厚重的鋼盔再搭上兩條散亂的小辮子。好吧，我沒審美眼光、心胸狹窄、跟不上潮流，但我還是要說，配在那些女孩子身上那髮型真的很醜。一個好像很會打扮的女生也站在我這邊。她說台灣女生常常盲目追逐流行，卻不知到什麼東西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

我想，不說別的，一整個城市裡的所有年輕女生都留著相同的髮型，且不論美醜，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很驚悚了。

如果說男人生來就愛女生，那麼，女人生來就必然是美麗可愛的。很少男人有能力抵抗女人的美的吸引力。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總讓人心馳神醉。然而，奇妙的是，女人儘管也會抱怨男人之好色，但真正透徹地看穿這個道理的人很少。結果就是，女人相信她們得去化妝、打扮。

相比之下，美國女生就很少過度打扮，因為她們對自己有信仰。那健康而有活力的身體、清澈的眼神、無邪的笑容，每個女孩生來就知道她自己是美的。這種信心讓她們省去了活在裝濃豔抹之偽裝之下的痛苦。 亞洲女生到了美國常會抱怨買不到流行好看的行頭。她們沾沾自喜的用美國的「土」來反襯本國的新潮、繁榮、與富裕。但，很可惜，她們很少進一步的去問：「為什麼作為一個人，我非得靠外在的粉飾來增添我自己的價值？」

於此，那群頭頂厚瀏海的女孩讓我想起西方中世紀的繪畫。中世紀的畫家想要畫出聖徒的光輝，可是卻又找不到一種適當的表達方式，只好硬是在人的頭上畫一圈金色的光環。何必如此？不需綴飾，人本身就是既神聖而美好的。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天才看透了這點。拉斐爾的瑪麗亞樸素中散發靜謐的光芒。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在赤裸中展現飽滿的高貴力量。達文西教我們用"naked eye"去看這世界。

以小可以觀大。台灣人很少有能力反思、反抗台北的物質文明力量，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反抗來自作為世界金融與流行中心的紐約。但美國人卻不作如是觀。美國人很少像亞洲人一樣拼命鑽著頭往大城市跑。相反的，如電影「穿著Prada的惡魔」所示，美國人知道紙醉金迷的紐約是一個讓人迷失自我的地方。紐約什麼都不是，只是一個與「做自己」相反的地方。在Woody Allan的電影裡，也處處都是對紐約那種衣冠楚楚的中產階級的反思與譏諷。類似的，前一陣子美國人批評白宮與華盛頓是個藏污納垢的流氓窩，是美國政治腐敗的根原。美國人都清楚的知道，太過耀眼的東西反而讓人看不真切。在平凡與樸素當中，才見真實的活力。

因此，"There is no secret recipe."，熊貓領略到要成為真正偉大的龍戰士並沒有什麼所謂的秘訣。秘訣是多餘而有害的，因為我本身就是自足的。所以說，"Yes, We Can."。對美國人來說，這不是一句鼓勵的話，而是一個實然命題。如果有什麼事我做不好，不是因為命運不濟、不是因為外在環境不利、不是因為我不知道什麼訣竅，因為，只要我認真去做，"Yes, I Can."，我一定可以。問題只在於我還沒認真去做而已。

小女生頭戴鋼盔，長大了就瘋Gucci、LV、Channel。回到家裡打開電視，跳開鬼打架的新聞與賣肉的綜藝節目，只剩韓劇與日劇。難得有一齣台灣人自己拍的好電影，裡面全都是講日文。想找些有深度的東西，誠品書架上十有八九是翻譯來的外國作品。儘管米勒來過，安迪沃荷仍在展出，但是每年元宵燈會的主燈仍像小學生的美勞作品。廟堂上的知識份子還是只能告訴你Dworkin與Obama有多偉大。一個人不關心自己、不忠於自我，又怎能在面對他人的挑戰時有所肯定的自我主張，又怎能理直氣壯、頂天立地？台灣人在面對中共的主權要求時，其回應當然也就軟弱無力。反過來說，在搞清楚這個國家叫什麼名字之前，或許當務之急是先弄清楚我們自己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怎麼樣的民族。史老師昨天跟我說「與其抱怨被別人糟蹋，不如先反省自己是否糟蹋了自己。」或許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