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十號的中時上有一篇吳典蓉女士的文章，她開頭就引用了林濁水先生的話來比較許信良與前總統陳水扁先生：
林濁水曾經這樣形容陳水扁與許信良兩人的演說風格，許信良不擅長攻擊，但是一談到合作互惠或願景，就眉飛色舞；相反的，阿扁最好的演說（也就是最能挑起群眾情緒），往往是他狠狠痛打對手的時刻。 ........林濁水，有次一句話就為扁下了註解，「他這個人的問題就是傷害別人時很快樂」
接著她又說：
有趣的是，陳水扁與許信良每次在歷史劇場同台，許信良總是敗下陣來，難道樂觀不敵仇恨、理性難比激情?
吳女士引用美國學者杭亭頓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悲哀的現象。因為，杭亭頓認為，像台灣這樣一個民族意識不是很強的國家，「尋求認同與重建種族身分的民族根本上就需要敵人」。因此，不僅是陳前總統，「大多數的民進黨菁英很快就掌握這個要點，畢竟，將政治搞成敵我之分，幾乎是多數政治人物的本能。 」
我不太確定杭亭頓的理論有多強的效力，也不確定這個理論是否能套用到今天台灣的現象上面。但，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感覺到台灣人當中的確有很多人喜歡逞口舌之快、愛用言語來傷人、喜歡靠講話大聲來解決問題。政治人物也許因為曝光在鎂光燈之下而受到矚目，但這恐怕不只是少數政治人物的問題而已。
比如說，「嗆聲」這個詞彙與概念，不知不覺中，似乎已經在我們的文化當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媒體上動不動就「嗆」過來「嗆」過去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常常聽到「我很不爽，就給他嗆回去」、「你要是敢嗆我，我就....」、「他若是再不...，你就嗆他....」。有的時候我們不會用「嗆」這個字，但整個對話的語氣與心態也都大同小異。
「嗆」這個字若要在英文中找一個對應的單字，我想應該就是shout或yell。但shout與yell這兩個動作在美國社會裡是一種極不禮貌、極不友善的動作。在電影裡，如果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說："Why do you yell at me？"那就表示這兩個人在吵架了。這時候，另一個人多半會回："I am not yelling at you."（儘管他可能明明就有），換言之，對話雙方都清楚的意識到，即使在爭辯當中，yell都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可是，在台灣，人們似乎把「嗆」當作一種正常且必要的溝通模式。
更嚴重的是，這種在口頭上逞一時之快的毛病，似乎並非只是情緒上的衝動，而是反映出來在台灣人與人之間相互的不尊重。
譬如說，在其他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有些接觸之後，我發現只有台灣人在罵人的時候一定要把對方罵到一無是處才會善罷干休。即使明明不是什麼太重大的過錯，很多台灣人就一定要將對方往死裡罵，一點情面都不留。甚至，我作為一個朋友，若是我不跟著他一起罵，他還會怪我不夠朋友。與台灣人相比，日本人似乎處在另一個極端。日語當中連髒話都沒幾個，日本人要批評人也是很含蓄性的暗示一下（雖然可能很陰）。美國人也是一樣。除非有什麼深仇大恨，他們對他人的批評通常是點到為止。電影中的美國人常常是直來直往的，為得是凸顯出人物的率直與個性，但實際上美國人可是非常留意避免與人發生衝突的。有一次我在圖書館裡遇到兩個美國朋友，Bryant與John。Bryant當時因為在趕一份商業企畫書，所以需要做些研究，可是偏偏圖書館裡常會有一些很吵的人，這時，Bryant說，他就會走過去跟他們說："Excuse me. I really need to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So would you please go to other place or be quiet a little bit."從字面上來看，Bryant這個講法已經是很客氣的了。但John似乎不以為然，他很驚訝 Bryant會那麼直接地去向別人表達不滿。
大陸人在這方面的素養也比台灣人好很多。或許，在電影中或現實生活中我們確實也看到許多大陸人會為了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互相破口大罵，但，就我自己的親身經驗來說，大陸人彼此之間很少在背後說人壞話。就算有，通常也都是限於就事論事。甚至，如果講到了氣頭上，這個罵人的人自己都會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跟一群大陸學生與幾個台灣學生一起吃飯。席中一位大陸同學提到過去他與他的前室友的一些不愉快的經驗。他起先沒有公開他的這位前室友的名字，但是大家聊著聊著，就猜出來是誰了。後來大家才知道，他的這位前室友還真是一位人品不怎樣的人，跟很多人都結過怨。只是以前大家都礙於情面，沒有公開得數落他的不是。直到現在話說開了，大家才開始暢快的分享自己痛苦的經驗。但是講著講著，大家有覺得這樣在背後說人壞話並不妥當，就打住了話題。大家心理都有一個共識：「我們知道那個人不是好人就行了，到也不需要硬是毀了他的名聲。說不定有人跟他可以處得很好呢！」
為什麼在台灣會出現這種與眾不同的嗆聲文化？其實這一點都沒什麼好奇怪的。每一個台灣人都知道答案在哪裡，只是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這一切，所以在不知不覺中就已經麻木了。從十幾年前的朱高正掀桌子開始，一次又一次的扭打、摔角、摑巴掌、丟鞋子、破口大罵、爆料、口水從未間斷的出現在我們的新聞頻道上。儘管我們以民主自豪，但我們從我們的立法院裡學不到審慎、機智、謙卑、禮節、風度、文雅，而一幕幕肢體、語言暴力卻深深烙印在一代代大人與小孩的心裡。若要說台灣人真有什麼集體記憶，這就是了。理智上，誰都知道暴力是不好的。我們都試圖去譴責、淡忘，或學著把那看做是一場鬧劇，笑笑就好。但是從沒有一種嚴正而果斷的力量來制止它。於是，當「錯誤」從不停止發生時，它就算不會豬羊變色成「正確」，也漸漸形成了一種「自然」。人人都會說「立法院的大人天天打架，我們要怎麼教我們的小孩子？」然而，當政治人物就這樣天天打、天天鬧、天天吵，我們也就忘記了在嗆聲之外，原來人與人還可以有其他的化解分歧的方式。
台灣社會最嚴重的危機就在於當一個偏差的觀念冒出芽的時候，沒有一個清醒、公正的社會力量去將之予以矯正。而往往是等到這個錯誤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並產生了明顯而立即的危害的時候，才亡羊補牢，用政治或法律的力量強行補救，但往往為時已晚。就好像從早年的電子花車、檳榔西施、名模、到網路上無所不在的內衣、豐胸廣告，無一不在物化女性，今天終於出現了一個毫不掩飾地靠身體吸引人的瑤瑤。瑤瑤說不幹了，竟然又跑出來一個舒舒。唉，病入膏肓，再要治就很難了。同樣的，「宅」是一種多麼不健康、消極、扭曲的生活形態！可是台灣人偏偏就是可以嘻嘻哈哈、若無其事的把它當作一種很有趣、很新潮的概念來討論，甚至還有所謂的「宅經濟」。另一方面，若是我們的年輕男女成天都窩在家裡上網聊天完遊戲，那麼還有多少人會去從事戶外運動？而口口聲聲說要振興棒球的政策又怎麼可能落實？這些問題大概又不是台灣人願意費心去想的了。等到棒球再敗，再去「嗆」、「幹譙」就是了。
嗆聲文化不改，台灣永遠不會有救。因為只要人們仍然習於以「嗆」來對話，我的意見就沒有人會想認真去聽，我也不會想虛心接受聽別人的批評，人與人就不可能有真心的交流，社會就不可能變得和諧，和平、熱絡、而有深度的公共討論就無從開展，我們選出來的官員就仍然是用口水來搏版面的小丑，下一個莊國榮、郭冠英隨時又會一夕之間從某個無名的角落蹦出來。
唉，說到這，我自己也得好好檢討一下。講話常常太損人，造口業。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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