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剛回來的那幾天，最大的新聞一個是比較馬英九與謝長廷的防彈背心有什麼不同，另一個是余天兒子打人的事。
今年也差不多。甚至大概因為近期沒有選舉，新聞就更像閒聊話家常了。歐巴馬就職前兩天，自由時報的頭版頭條是「美國新總統將搭公車上班」（或是火車？）。在一月三十一號，聯合報頭版頭條是馬英九與馬友友的雙馬會的報導。同一天，中時電子報的頭條是某人獨得大樂透四億台幣的獎金。二月一號的聯合報算是有點長進了。頭版頭條是台灣火車站旁的新轉運站即將落成。然而，就在這個新聞的下面，斗大的一幅陳幸妤的照片，說是她隻身赴美，動機不明。接下來的幾天，陳小姐的新聞近乎壟斷了台灣大小媒體的焦點與國人的目光。
我不禁好奇，台灣真的沒有更重大的事件值得報導了嗎？是因為台灣民眾真的不關心所謂的「國家大事」了嗎？還是因為我們的媒體工作者太混、太懶、太腐敗，所以不斷的以這些弱智的消息來愚弄百姓呢？
無論如何，不管原因到底是什麼，台灣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的混過去。
今年過年去了北京八天之後，這種感慨更加深刻。因為是參加旅行團的關係，我看到的北京大概是片面的。但僅就我所見而言，我想我可以說今天的北京已經在硬體條件上遠遠的把台北甩在後頭。過去幾年來，一開始人們先是討論大陸落後台灣多少年，接著是開始計算台北還可以領先北京、上海多少年。這類問題在今天大概已經失去了時效性了。
整體來說，台灣的生活環境大概還是勝於大陸不少。健全之政府之合法性來源、個人基本權利的保障、公務人員的認真與高效率、社會福利與安全保障、民眾對制度的尊重、對自然生態與環境保護的重視，這些都是大陸還不能相比的。至於服務業與金融業的便捷與親切，大概也遙遙領先大陸。更重要的是，一般來說，因為長期處於富裕與安定之中，台灣人在面對他的事業與人生的時候享有一種大陸人所缺少的寬廣、自由與彈性的心態，對貧窮與失敗也幾乎沒有歧視。另外，從物質享受與商品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對一種更精緻、更具個體性與特殊性的生活方式有所追求。也因此，大陸的突飛猛進固然也引起一些人的佩服與羨慕，但也不少台灣人對一種暴發戶式的財大氣粗是不敢苟同的。
與大陸相比，台灣缺少的是一種團結起來在國家與政府之旗幟下追求進步的意願與決心。這一點，大概正是大陸人之所以能成功的關鍵。一種團結意識讓他們可以接受「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背後的社會不公。一種「中國人都是一家人」的精神讓他們可以或安心或任命的順從北京的集權統治。從許多角度來看，北京政府也並未讓老百姓失望。
基於一種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從而發出的對群體意志的尊重與協同合作的行動力，這是台灣沒有的東西。在作為一個統攝性力量之國家與民族精神之缺如之下，台灣人失去了集體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因此，論吃喝玩樂、養生保健、休閒娛樂、乃至新企業的創新發明，台灣都還有可觀之處，但要論國家整體之規劃與建設，卻總是力不從心。於是我們看到，台灣有很多優秀的企業家，卻沒有像樣的政治家。書架上擺了各式各樣商業分析的雜誌，政論書籍卻寥寥無幾，且乏善可陳。簡單的說，台灣有經濟，無政治。用中國人的老話來說，就是台灣有「私」而無「公」。
而且這種群體意識之缺乏的後果只會越來越嚴重。因為人總得生活在人群之中。我們若是不能找到自我與這個群體之關係，並為自己在國家民族中找到一個定位，那麼，個體的身份與成就將缺少一個做價值判斷時所必須的準據。長久下來，個人的努力會收不到應得的肯定與反饋，於是就會心灰意冷，接著就會喪失奮鬥的動力。這現象在台灣已然存在甚久。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台灣的馬路上路人與路人之間幾乎不可能互相打招呼，更不要說聊天話家常了。這顯示出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越來越重。在沒有另外一個連結兩人之間的關係的前提下（如同學、父子、我朋友的朋友、主顧、客戶等等），兩個偶然聚在一起的台灣人就是陌生人。這種現象在美國就不存在（雖然也得看城市），在大陸也和緩的多。因為對美國人與大陸人來說，兩的人即使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私人關係，至少他們都還是「美國人」、「中國人」。
與此相關的是國家意識下面的地區意識。在大陸人之間，「北京人」、「上海人」、「山西人」、「寧波人」都是有意義的概念。這樣的人遇在一起就講一樣的家鄉話，在第三第裡相互協持照顧。這東西在台灣也很薄弱。譬如說，很久以前國城學長就觀察到，在台灣的新聞中，我們只用黨籍來標記一個立委的身份，而不是那個把他選出來的縣市。
集體意識之缺乏當然其來有致。早先是為了擺脫中國文化中封建、帝制之陰影，後來是為了反抗國民黨之威權腐敗的統治，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從清末民初以來，高揭個體權利與自由之大旗就是不得不服的一帖藥。一直到現在，我們相信這就是民主與自由之真諦。
然而，回顧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之發展史，對個體之尊重與保障一直與另外一個概念攜手並行，這個概念就是對群體大我之鞏固與對秩序之維繫。這是一個不需多加論證的自明之理。在西方世界裡，「國家」一直是必須的。這個「國家」可以是希羅城邦、可以是近代民族國家、也可以是代天牧民的基督教王國。在已經確定了「國家」的先驗必要性之下，人們再接著討論「民主」、「共和」、或是「神聖王權」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之下來看，政治思想家無論怎麼尊奉個體之地位，也不會忘了群體大我之重要。亞里斯多德推崇民主，但民主之所以可貴之前提是「人是政治的動物」。也就是說，人必須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去過一種更高尚、更正義的生活。
再舉一個幾乎被現代人遺忘的例子。在近代民主興起之早期，政治思想家用來反抗絕對王權的理論依據不是「個人」之優先性，而是一個類似於「民族」的概念。「民族」不是個體之總和，而是在一塊土地上長時間生活在一起的群眾。這樣的一個「民族」在歷史與經驗中逐漸累積起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習慣與風俗，而這套風俗習慣自然含有一定的智慧與權威。從我們的眼光來看，很可能會認為對民族的崇拜會傷害個體的權利，但在早期，這個人民群體的概念是用來反抗王權與貴族的合理論據。荷蘭人Althusius與英國的Richard Hooker都有這樣的看法。Locke從Hooker那邊繼承了這個觀點，並以之為捍衛1688光榮革命之正當性的武器（Sabine, 418, 439, 525）。
這一套思路並不是近代民主思想中的唯一主張。葛老修斯、霍布斯、斯賓諾沙等人都嘗試著以「個人」為唯一之出發點去規劃出一套新政治社會秩序。他們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從此以後，「理性、自利的個人」成為一切近代政治社會思考的共同出發點。然而，群體大我之概念從來沒有被遺忘，其最著名的代言者大概就屬盧梭了。他用「總意志」的概念調和了群體與個體之間的矛盾。至於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國家與民族再度被蔚為一股席捲歐洲世界之風潮，又是另一個故事了。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中，國家與個人、群體與個體、大我與小我，總是緊緊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種辯證式的交互影響關係。
這樣的一種思想發展之軌跡卻在台灣的思想界缺席。當然，台灣民族主義者不斷大聲疾呼台灣的主體性，但她們說的「台灣」主要是一個相對中國、日本、西方而言的台灣。這個「台灣」是一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另一個國家，卻不是一個相對於「個人」而言的一個人民群體的概念。所以，若非陳雲林來台灣，若非王建民出國打球，「中華民國」的國旗是沒有意義的（更不要說中國民國與台灣從來就不完全相同）。
「別人」對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為什麼要跟別人生活在一起？如果要與別人生活在一起，我該怎麼調整我自己？人為什麼需要一個國家？國家是什麼？國家應該為我做什麼？我應該為我的國家做什麼？我希望我的國家是什麼樣子？我應該如何為之努力？
這都是我們早就該認真面對、思考的問題了。不幸的是，因為這些問題未被嚴肅的提出、思考、解答，於是我們的群體意識就漸漸枯萎凋零。於是今天的台灣人就過著一個沒有大我，而只能退縮回自己身邊的人、事、物的卑微生活。於是，當然也就沒有「國家大事」。
這種思想與文化上的失敗當然也情有可原，因為台灣並不像是法國、英國、中國一樣自古是一個完整、明確且強大的民族。這個小島上的居民來自各地，搞不太清楚究竟誰是誰。
然而，這卻也不是一個太好的理由。因為，無論究竟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我都要追求安穩而幸福的生活。為了安穩而幸福的生活，我必然得學著與我的鄰居和平共處，即使這個鄰居並不太討人喜歡。在碰觸統獨問題之前，有很多問題可以先被解決。要解決這些問題，也不需要碰觸統獨問題。反過來說，無論究竟是中國還是台灣國，這個國家裡的人當然也需先懂得學著去相親相愛、團結合作。否則又何以成其國？
如果說一種健康的人我關係是個體自我與群體大我之間找到一個平衡，而西方國家是在中古的基督教一統世界之瓦解後漫長了戰亂與紛爭中逐漸的摸索到這個平衡，那麼，今天的台灣與大陸似乎就只是分別站在這天秤之兩端。台灣人缺的是群體意識，大陸人少的是對個體之尊重。路很難走。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成功。
二、
然而，或許以上的說法並不公平。因為它沒有正確的尊重、反映出台灣人對理想的人生與政治的看法。
譬如說，備受尊敬的聖嚴法師就留給我們的「寂滅為樂」與「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兩句話。如果「我」都沒有，如果「生死」都不算大事，如果「寂滅」是一種幸福，那麼，外在的富貴利達、寵辱顯困又還算些什麼？如此一來，所謂的金融危機、兩岸競合、乃至於一切的公平不公平、正義不正義的紛爭，不都是只是一種庸人自擾的迷失嗎？就此觀之，「國家大事」正是一種集體業障。有聰明圓通的人都還來不及甩掉，又怎可能去把它攬在身上？至於那些執著於硬是要在這些問題上辨個分明的人，當然也不會是什麼有智慧的高人了。
同理，為了正統之爭相鬥六十年的北港朝天宮與新港奉天宮兩廟，決定一掃過去的恩怨而重修和好。主其事者說：「兩個廟都是拜媽祖，又都是教人為善去惡，為什麼非要分彼此、爭名份？」
綜看聖嚴法師之來去與朝天、奉天兩宮之分合，端的是惠能法師的那句：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我們相信「本來沒有我，生死皆可拋」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境界就是比神秀的「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高出一截。因此，為了「身外之物」而汲汲奔波的，都被我們視為一種癡、貪、與愚昧。也因此，宗教紛爭，這個西方社會中天字第一號之一等一大事，甚至到今天都還被杭廷頓悲觀地認為是「文明衝突」之根源，在台灣社會卻被一種雲淡風清、四兩撥千金的態度輕易化解。如果對台灣人來說宗教問題不是一個問題，那麼，所有的國家認同、政治、經濟問題、乃至於什麼是「我」、什麼是「他」當然都不會是一個值得我們費心思量的問題。
於是，第一節裡面所有的分析、批評，在聖嚴法師的一句「寂滅為樂」之下，通通歸於無效。或許這正足以解釋為什麼台灣新聞當中沒有國家大事。考慮到佛教在台灣社會的影響力，也許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宗教對台灣政治發展所發揮的巨大力量。
三、
然而，誰也都知道，台灣人絕非一個純純正正的佛教徒。財色、權位、名利，都是我們不能忘懷的東西。財色、權位、名利，一句話，世俗。誰告訴我們世俗值得肯定與追逐？不是別的，正是今天我們崇拜的無以復加的個人主義、民族國家、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
再一次，我們又看到台灣人在一個岔路上徬徨徘徊而無所措其手足。
我們其實活在一種兩套宏大的文化理念猛力交戰的戰場上。好像兩股潮流激盪在一起的時候，一朵朵浪花就那樣被無情的拋在空中、摔下來、而又再度被拋入空中。反反覆覆，無止無休，直到我們再也分不清楚方向。甚至因為我們老早已被拍的暈頭轉向、頭昏眼花，我們根本就搞不清楚究竟我們在這個文明與文明交匯的歷史洪流當中處於一種什麼樣的位置了。
如果個人主義、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這三位一體果然是一種絕對的「善」，那我們就應該毅然決然、義無反顧的為自由、榮譽、權利、財富而犧牲奮鬥。在台灣的公共領域裡，如國會、政策決定過程、政論節目、報紙的社論、乃至於大學講堂裡，我們也宣稱我們相信這一套價值。但實際情況根本不是如此。在這公共論壇上大家言之鑿鑿的談論現代化、西化、民主化、全球化等光彩奪目的大學問。但私底下，我們也知道許許多多那些浸淫在現代化高等教育、言畢稱理性思辯、自覺意識、個體精神的飽學之士，到頭來對於佛、老那種逍遙、看破、放下、退一步海闊天空等說法幾乎毫無保留的接受。佛老之學當然很複雜、很深奧，但從老子的「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與上述惠能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都可以看出，「放下自我」、「棄絕塵俗」是一個核心概念。而這個核心概念卻與我們在公共層次上宣稱我們所信奉的西方文化精神實在是南轅北轍。
對大多數的台灣人來說，佛教與道家思想都很有強的吸引力。而且這個吸引力甚至很可能還遠遠大於現代化、民主化、自由化的魅力。不幸的是這兩套強大的文化理念卻把我們拉扯到兩個不同的方向。
當然，務實的來說，不同的價值理念不必然相互矛盾。豐富、多元、甚至相衝突的價值信仰，很可能可以互相補充、激發。譬如說佛老思想很可以在台灣人為了生活與理想辛苦奮鬥之後，提供一個舒緩、安慰的功效。這應該也是一個明顯的事實。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絕對可以看到深植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的佛老信仰與我們對現代化的追尋過程中明顯相互抵觸、抵銷之處。
首先，上述佛老對「自我」所採取的消極反對立場與西方個人主義對自我之肯定就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舉例來說，老子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因此一種全然以利益為導向的價值觀，儘管我們知道那是成功的資本主義所必須的，也難獲得國人的認同。又，「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因此民主政治中所必須的演說、論證、辯論、說服，就難以獲得支持。「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滋生民主的天敵：政治冷感與犬儒心態。「夫唯不爭，故無尤」、「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削弱了爭真理公道、爭民族獨立所需的勇氣與決心。
有了佛老這種消極避世的理念作為後盾，我們就隨時可以從現實世界的奮鬥、勞苦、掙扎中退縮回來。一個在生意上失敗、在政治上遇到險阻困阨、在學術生涯上遇到瓶頸的的人，大可以很神閒氣定的用一套我們所熟悉的格言，諸如「錢財乃身外之物」、「富貴與我如浮雲」等等，來做自我安慰。總之，無論什麼樣的失敗都可以用一句「寂滅為樂」來化解之。
由此觀之，我們傳統文化中的佛老思想其實是嚴重的拖累了我們認為我們正在全心全意追求的西方價值的進展。
若我們熟悉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我們更可以清晰的看出佛教、道教做為一種宗教信仰是如何不利於我們對現代化的追求。從十六世紀開始在歐洲興起的新教之所以能夠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因為它明確、果決、嚴厲的肯定世俗的價值，因為它相信一個人在世俗上的成功乃是他在來生身為一個被上帝揀選之選民的徵兆（喀爾文的「預選說」）。反過來說，一個人「必須」在世俗上取得成功，因為他勢必無法坐視自己成為一個被上帝拋棄的罪人。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對於一個腐敗暴虐的世俗統治者也更加不能忍受。因此，虔敬的新教徒個個都是勤奮、認真、剛毅、嚴正、博學、克己而守紀，這使得他們成為早期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最主要推手。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荷蘭的強大。直到今天，受到新教文化感染較深的英、德、與諸北歐國家在許多方面可能仍勝於信奉天主教的義大利、西班牙、與法國。
另外，新教對教會的看法也有助於解釋新教徒的成功。新教主張個人直接面對上帝，否認天主教會所扮演的一個在個人與上帝之間的中介性角色。如此一來，過去教會所提供給人的贖罪、告解的功能都被認為是無效的。這與台灣人動輒透過吃齋念佛、求神問卜來卸除某些本來就是我們個人所應當承擔的工作的宗教習慣形成鮮明的對比。
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看。正因為受到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與種種世俗價值之宣傳的影響，對自我的固著、對情感的堅持、對名利的迷戀，成為我們難以放下的業障、罫礙。說實在的，如果你仔細聽聽台灣的老百姓在廟裡祈求的是什麼，多半都會知道這些人哪裡稱得上是教徒或信眾呢！自然，我們當然也不會像是西藏、泰國的佛教徒那樣的幸福、那樣的安貧素茹、那樣的以寂滅、恬淡、逍遙為樂。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既信仰來自西方的三位一體的個人主義、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又信仰佛教與道教。因此，其實，我們兩者都不信，儘管我們認為我們兩者皆信。
四、
研究中國文化的學生一定都會知道Max Weber對儒家思想的批評。他批評儒家思想只是一種社會哲學，要求人被動的遵循社會價值、服從權威。因此，儒家思想也就缺乏深度的精神內涵，不能提供個體完整的內在人格，使中國人在面對外在紛亂與流變的社會時缺少一種與之抗衡內在力量。結果就是中國人的隨俗從眾與中國社會的停滯不前。
Weber顯然對原始儒家經典有所遺漏或誤解，才會認為儒家不重視人的內在精神的完整性。不過若是僅僅根據儒家思想在一般華人心中的形象來看，Weber的評論大概雖不中亦不遠已。然而，就我自己看來，如果中國人真的「在面對外在紛亂與流變的社會時缺少一種與之抗衡內在力量」，那恐怕是受到了佛老思想的影響較大。儒家或許過於強調社會禮俗，但佛老則是斷然要我們看輕社會。這麼說到也不是把近代政治、社會改革之失敗歸咎於佛老思想。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佛教與道家本來就在勸導人們看淡這些東西。問題出在過去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人不得不在一片千年來浸潤在佛老思想的土壤之上硬要種出肯定個體與世俗的現代化之果實。
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同樣是在「傳統中國文化」之大帽子之下，從五四運動到今天台灣的去中國化運動，相比與儒家所受到之批評，人們對於佛教、道家、與道教的譴責則近乎聞所未聞。何也？
從某些角度來看，佛老確實比儒家更契合西方的個人主義與民主自由思想，因為他們反對世俗禮法與名教之桎箍。然而，若是我們把近代西方價值當作一個終極之標準，那麼佛老思想的「解放」作用很可能是太過了。他們固然反對儒家所要求的社會規範，但個人主義所要求的對自我的肯定與信心、民主所要求的堅持與勇氣、自由所要求的奮鬥、經濟生活所要求的勤奮與計算、乃至於對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重視，都會被佛老視為虛無、空洞、無意義的東西。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些矛盾似乎都還沒有受到重視。
我自己對這個迷的解答很簡單。與儒家思想那套克己復禮、正心誠意、修齊治平截然不同，佛家的輪迴、涅盤與道家的逍遙、解脫提供給我們一張太舒適的溫床。這張床，是我們在面對困難的現代社會時所決不願意放棄的。我們不僅不願意放棄，連想要放棄的一絲絲念頭都沒起過。然而正是這張溫床使得我們在除舊革弊、振新向前的路上不能竟其功。
五、
於此，我們或許可以回過頭來嘗試用另一種觀點來審視第一節中談到的兩岸差異。如果說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大陸已經把「中國文化」壓制到了很低的程度，那佛教、道家、道教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大支脈，當然也不例外。因而，當台灣人還舒服的躺在佛老這張溫床之上的時候，大陸人沒有這樣爽。他們在面對個人的失敗與成功的時候，沒有一種安慰人的宗教作為中介或緩衝。因此，他們得為他們得獨自的面對現實世界、得為他自己負責。然而，如果人必然需要一種超越性的安慰，而又少了這張現成的溫床，大陸人不得不另覓他途。此時，國家精神與民族意識，一種「中國人都是一家人」的思想填補了這缺空。這宗教成為中國人忍受眼前的困苦，團結起來為了民族的未來努力奮鬥的強大精神動力。
因此，或許，今天的中國大陸之所以能夠在許多方面勝過台灣，正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成功的達到了「去中國化」。然而我們不僅好奇，民族主義這種新宗教究竟會把中國人帶往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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