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新竹市區看到一幅慘澹的畫面。火車站前儘管新商家、新商品、新廣告依舊，卻難掩缺少整體規劃的街道所造成的雜亂無章。下課後的中學生成群結黨的西一群、東一堆簇擁在一起，大多數都聚集在小吃攤前排隊覓食。一身鬆垮的深色制服讓他們看起來只顯得狼狽。年輕本來應當是最美好的事，但在這些都是我的學弟妹的孩子身上，青春似乎已消逝無蹤。向晚時分，天漸漸黑了。往來車輛的廢氣與喇叭聲，讓我更不解什麼樣的人可以忍受這樣的生活。
我還看到了一幅更耐人尋味的景象：放眼所及，幾乎所有的女生都留著一種相同的髮型。對懂的人而言，那叫做厚瀏海，是一種最時尚的玩意。在我而言，那像是一頂厚重的鋼盔再搭上兩條散亂的小辮子。好吧，我沒審美眼光、心胸狹窄、跟不上潮流，但我還是要說，配在那些女孩子身上那髮型真的很醜。一個好像很會打扮的女生也站在我這邊。她說台灣女生常常盲目追逐流行，卻不知到什麼東西才是真正適合自己的。
我想，不說別的，一整個城市裡的所有年輕女生都留著相同的髮型，且不論美醜，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很驚悚了。
如果說男人生來就愛女生，那麼，女人生來就必然是美麗可愛的。很少男人有能力抵抗女人的美的吸引力。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總讓人心馳神醉。然而，奇妙的是，女人儘管也會抱怨男人之好色，但真正透徹地看穿這個道理的人很少。結果就是，女人相信她們得去化妝、打扮。
相比之下，美國女生就很少過度打扮，因為她們對自己有信仰。那健康而有活力的身體、清澈的眼神、無邪的笑容，每個女孩生來就知道她自己是美的。這種信心讓她們省去了活在裝濃豔抹之偽裝之下的痛苦。 亞洲女生到了美國常會抱怨買不到流行好看的行頭。她們沾沾自喜的用美國的「土」來反襯本國的新潮、繁榮、與富裕。但，很可惜，她們很少進一步的去問：「為什麼作為一個人，我非得靠外在的粉飾來增添我自己的價值？」
於此，那群頭頂厚瀏海的女孩讓我想起西方中世紀的繪畫。中世紀的畫家想要畫出聖徒的光輝，可是卻又找不到一種適當的表達方式，只好硬是在人的頭上畫一圈金色的光環。何必如此？不需綴飾，人本身就是既神聖而美好的。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天才看透了這點。拉斐爾的瑪麗亞樸素中散發靜謐的光芒。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在赤裸中展現飽滿的高貴力量。達文西教我們用"naked eye"去看這世界。
以小可以觀大。台灣人很少有能力反思、反抗台北的物質文明力量，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反抗來自作為世界金融與流行中心的紐約。但美國人卻不作如是觀。美國人很少像亞洲人一樣拼命鑽著頭往大城市跑。相反的，如電影「穿著Prada的惡魔」所示，美國人知道紙醉金迷的紐約是一個讓人迷失自我的地方。紐約什麼都不是，只是一個與「做自己」相反的地方。在Woody Allan的電影裡，也處處都是對紐約那種衣冠楚楚的中產階級的反思與譏諷。類似的，前一陣子美國人批評白宮與華盛頓是個藏污納垢的流氓窩，是美國政治腐敗的根原。美國人都清楚的知道，太過耀眼的東西反而讓人看不真切。在平凡與樸素當中，才見真實的活力。
因此，"There is no secret recipe."，熊貓領略到要成為真正偉大的龍戰士並沒有什麼所謂的秘訣。秘訣是多餘而有害的，因為我本身就是自足的。所以說，"Yes, We Can."。對美國人來說，這不是一句鼓勵的話，而是一個實然命題。如果有什麼事我做不好，不是因為命運不濟、不是因為外在環境不利、不是因為我不知道什麼訣竅，因為，只要我認真去做，"Yes, I Can."，我一定可以。問題只在於我還沒認真去做而已。
小女生頭戴鋼盔，長大了就瘋Gucci、LV、Channel。回到家裡打開電視，跳開鬼打架的新聞與賣肉的綜藝節目，只剩韓劇與日劇。難得有一齣台灣人自己拍的好電影，裡面全都是講日文。想找些有深度的東西，誠品書架上十有八九是翻譯來的外國作品。儘管米勒來過，安迪沃荷仍在展出，但是每年元宵燈會的主燈仍像小學生的美勞作品。廟堂上的知識份子還是只能告訴你Dworkin與Obama有多偉大。一個人不關心自己、不忠於自我，又怎能在面對他人的挑戰時有所肯定的自我主張，又怎能理直氣壯、頂天立地？台灣人在面對中共的主權要求時，其回應當然也就軟弱無力。反過來說，在搞清楚這個國家叫什麼名字之前，或許當務之急是先弄清楚我們自己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怎麼樣的民族。史老師昨天跟我說「與其抱怨被別人糟蹋，不如先反省自己是否糟蹋了自己。」或許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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