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龍又放砲了，他說「我越來越覺得，我們中國人真的需要管。不管，就會像現在香港一樣亂，像台灣一樣亂。」
除了意識型態上的政治正確問題之外，成龍的話還有什麼值得撻伐的嗎？我並不覺得。如果有人覺得成龍說錯了，一則是因為他的話中的政治不正確傷害了某些人的情感，二則是因為他淺詞用字、說話時機不當，三則是近百年來中國人在吸收西方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時之嚴重偏頗所造成的。這第三個原因才是真正的主因。也是今天台灣（與成龍口中的香港）之亂的原因。
在今天華人的心目中，一想到「西方」就自然而然想到自由、民主、個人主義、法治、人權。這當然不能說錯。但如果西方「只是」這樣，我們今天就不會在政治學課本裡讀到柏拉圖、馬基維利、霍布斯、共和主義、憲政主義、與美國建國精神中的對人性與民主的懷疑、提防、謹慎。蘇格拉底說，雅典是一隻大笨馬，而他自己則是神明派來叮醒雅典這隻笨馬的牛虻。如果「人」真的那麼偉大，蘇格拉底為何要去做惹人厭的牛虻？換言之，借用成龍的詞彙來說，那就是，西方政治思想中從不乏對「管」的強調。成龍的話若是有錯則錯在於不僅中國人需要「管」，而是凡是人都需要「管」。
真正的問題在於怎麼個「管」法？所謂的民主，簡略的說就是「管」的權力不能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且當能反映群眾之聲、並做經常性、制度性的輪替。然而，除此之外，更有三項極端重要的東西。第一、將個人良心當作一切道德價值的依歸與泉源，也就是一種強調個人責任與義務的積極正面的個人主義。第二、對群體之關愛與尊重，也就是共和主義、社群主義、與一切群眾生活所需之規範與倫理之來源。第三、對一種普世而絕對之道德律令之信仰，也就是對自然法（或基督教）的信仰。
所以說，「管」得建立在三樣東西上：第一、自律。第二、國家的法律。第三、無上之自然律。沒有這三樣東西，民主就只剩下一個徒有制度的空殼。而這三樣東西台灣有哪一樣？中國人有哪一樣？
今天的人們都習慣說西方之勝於中國在於他們懂得尊重個人的個性、自由、與權利。這話又只是對了一半。其實，中國文化中不是沒有對個體自由的提倡，我們真正缺少的是對人性之惡的公開承認、深度分析探討、與一個制度性的解決。西方人承認人性之惡，所以矯之以法治、監督、與權力之分立與制衡。就這麼簡單的一步，中國人始終沒跨出去。
所以，中國人在民主的路上的第一步就走偏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說「民主就是讓四萬萬人當皇帝。」這一句話就預言了台灣今天的亂象。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群人當皇帝。相反的，民主是一群有共同凝聚力人先通力合作，溝通、妥協、犧牲、忍讓，找出一個共同服膺的律法與規範之後，臣服於這套律法之下，共同生活在一起。也就是盧梭說的：「人是被迫自由的（forced to be free）。」
今天的台灣政治就是一個兩千三百萬的皇帝互動下來的結果。既然都是皇帝，自然互不隸屬，不僅不彼此溝通妥協，更不需彼此尊重，甚至不彼此聆聽。每一個人都是智慧與德行上獨霸一方的宗主。
五四的時候中國第一流的知識份子告訴我們要有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小姐才能救中國。可是民主與科學根本就是相反的東西。在科學之中豈有群眾表決討論之餘地？而再多的公共審議協商妥協又豈能保證科學之產出？事實或許是科學才是民主的基礎。因為唯有一套客觀的邏輯體系的建立，人與人的衝突爭辯才有仲裁之依據。換言之，「管」才有了一套不因人而異、公正可信的基礎。然而，台灣有科技，可是真有科學嗎？
成龍說的話一點沒錯。身為一個不熟悉專業政治術語的人，他籠統的點一個當今中國社會面臨的嚴重問題，而這問題的根源是過去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知識份子片面、狹隘之追求西化的結果。我們應該感謝成龍有著清醒的頭腦與甘冒大不諱說真話的勇氣。如果成龍的話聽起來像是反民主或是刻意討好威權統治者，那是因為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甚至千年來，中國的知識份子與政治家都沒有能夠正視人性中無可救藥的自私、偏執、怠惰、愚昧、瘋狂，並找出一個能夠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管理、規範之道。所以，當今天有人稍稍暗示良好的政治社會秩序不可建立在對人性一相情願的信仰上時，我們就一股腦的以為他在向專制靠攏。
成龍所掀起之波瀾，根源於知識份子之長期失職。我們真正該感到憤怒的是，這麼嚴肅重要的一個議題，怎麼會出自於一個藝人之口，而非一個學者或政治家來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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