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蕃薯的部落格

在星期天早上(七月二十號)的聚會裡，有一位阿姨向牧師借了幾分鐘的時間，向大家做了一個她自己的見證。她想說的主要是感謝她的丈夫，並向他道歉。她說大家都知道她丈夫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人，很愛他們的家庭，很關心他們的朋友。她自己也承認她丈夫的好。可是，儘管如此，她自責的說她總是還是不斷對他挑三撿四、嫌東嫌西的。她懺悔她不該如此。她不應該用一種不近人情的標準來要求一個已經很不錯的人。在整個教會與家人的面前，她向她丈夫道歉。

接著她又讚美教會中的另外一個家庭。這個家庭不僅夫妻和睦，而且女主人對上帝充滿信心，成為大家最好的楷模。

最後她感謝主對她的愛與祝福，讓她能不再受到魔鬼的誘惑。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有沒有魔鬼。不過這阿姨的見證真的非常感人。一個人能當著大家的面承認自己的錯誤，向親人道歉，讚許別人並表示願意學習，這是難上加難。這位阿姨平常不太愛說話，看起來很文靜的樣子，想不到居然有這麼大的勇氣。

新室友搬進來以後我們兩個臭男生常常把台灣女生當聊天的話題。我們一致認為，台灣女生好像沒有什麼優點。

論溫柔體貼，台灣女生不如日本女生。論傳統顧家，比不上韓國女生。論勤勞賢慧，比不上大陸女生。論獨立、堅強、自主，更不能跟美國女生比。論外貌，台灣女生也不會比較突出。

前幾天我聽到一件趣事。一位來自台灣的師母告訴我，有一次他們一群人在紐約到一位台灣小姐家裡作客。午飯時間快到的時候，那個台灣小姐很熱情的告訴大家她要炒一道空心菜請大家吃（炒空心菜很稀奇嗎？）結果這位小姐沒有洗菜就直接拿來炒，於是大家就吃了一嘴帶沙的空心菜。不過礙於主人好意，大家也不好意思說破。

到了晚上，這位小姐又很熱情的說要請大家吃炒空心菜（莫非她自己也餐餐吃空心菜？）。我師母受不了了，就自動請纓要去幫她洗菜。這位小姐好奇的反問為什麼要洗空心菜。師母告訴她空心菜裡面會有沙子。這小姐非常驚訝的說：

"咦，那不是鐵質嗎？？？"

另一方面，正因為台灣女性是如此的天真，台灣男生或許都還算被訓練的不錯。我認識的日本與韓國的男生不多，但從他們口中我聽到的是，日韓兩國男女交往的時候，煮飯炒菜刷碗通常都是女方的責任。男朋友把飯菜做好端給女生吃是很難想像的事。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的一個交過日本女朋友的男性台灣朋友告訴我，日本女生其實對台灣男生很有好感。

當然，我不認為日韓社會中的大男人主義值得讚美。我認識的一位韓國女生就擔心她將來結婚之後將會喪失很多自由。我也耳聞過日本女性在多年被壓迫與忽視之後積怨而生的報復心理。這些當然都不是好事。台灣女生勇敢反對傳統社會中不公平的一面，應該值得鼓勵。

不過，既然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價值信仰，因而也就會有不同的苦惱與困惑。大約一年以前有個新聞報導說，主計處統計當時全台灣有一百二十五萬適婚女性，其中有近八十萬的未婚女性。她們不是不想結婚，而是「遇不到理想的適婚對象」。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現象。因為如果妳不知道炒菜前得先把裡面的「鐵質」洗乾淨，妳大概會永遠「遇不到理想的適婚對象」。

自由與孤獨向來是一體兩面。台灣女性當然可以堅持自由、自主、自我，不願為了進廚房而犧牲一身的光鮮亮麗。但，小姑獨處的代價或許也是免不了的。

假說一：日本主動發起

理論：

1.      日本發動的原因：冷戰以來美日台聯合制中的戰略同盟關係在近日似有鬆動跡象，原因乃台灣政府在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展開一連串的與中國和談的會商。台灣若是脫離這個同盟，首當其衝的會是日本，因為日本將會被孤立為在東亞圍堵中國的唯一力量。如今，台灣與中國越走越近，於是日本….

a.       有迫切需要去掌握台灣政府的動向，這包括台灣的自我戰略定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一個明確的指標就是台灣是否會在釣魚台問題上與日本翻臉。

b.      藉由製造衝突逼迫台灣表態，並讓台灣意識到，且公開承認，台灣必須仰賴美日同盟。也藉此縮減台灣在中國與美日之間擺動的空間。

2.      台灣的反應：

a.       台灣沒有預料到日本會有此舉，因此應對失據。起初台灣政府是願意委曲求全、息事寧人。在群情激憤的壓力之下，才升高對日本抗議的層級。

b.      然而，根據日本判斷，台灣方面的反應並沒有透露出台灣願意在戰略關係上背棄美日同盟倒向中國的跡象。日本對此感到安心，因此道歉。事件落幕。

經驗證據：

1.      據台灣漁民指稱，日本軍艦主動攻擊。甚至倒車再撞。.

2.      在台灣政府立場明朗化之後，日本迅速嚴正道歉。

理論缺陷：

1.      過份高估日本政府在外交行動上的獨立意志。一般來說，日本政府在對外關係上沒有興風作浪的勇氣。

2.      若說日本的作為有美國在幕後受意，也說不通。因為若是美國有意打探台灣的戰略意向，可以很輕易的從台灣對美國的軍購之質與量中看出來。

3.      日本在實際上佔有釣魚台。因此，對日本來說在此地最大的利益就是讓國際社會（中國、台灣）遺忘、忽視釣魚台問題。所以日本不應當會主動在釣魚台挑起事端。

假說二：台灣主動發起（張國城）

理論：

1.      台灣發動的原因：

a.       台灣新政府上任之後歷經綠卡、油價上漲等負面事件之後，利用製造外交衝突來轉移國內不滿。

b.      台灣有意脫離美日同盟關係，向中國一邊倒。於是藉由周邊小衝突向美日暗示此一未來動向。美國意識到台灣有可能與日本發生武裝衝突，就會減少對台軍售。台灣因而假美國之手削弱美台軍事同盟關係的層級。

c.       台灣利用主動破壞與日本的關係，為與中國大陸的談判製造有利條件。

                                                                           i.      顯示日本的傲慢跋扈，讓台灣人民對日本失去幻想。

                                                                         ii.      凸顯台灣在面對日本時的無力，向民眾暗示台灣有必要藉由與大陸統合來提升國際地位。

                                                                        iii.      升高日本人民對台灣的疑慮，阻嚇日本觀光客來台，逼迫台灣人民不得不依賴大陸觀光客。

                                                                       iv.      轉移台灣人民焦點，使之忽略台灣政府在與大陸談判過程中喪失的利益。

2.      日本的回應：

a.       日本沒有意料到台灣會有此舉。日本軍艦撞毀台灣漁船是一個不巧的失誤，陷入台灣政府設下的圈套。之後的回應也有欠妥當，以致激起台灣人民的不滿。

b.      日本之所以願意迅速向台灣道歉的原因是日本自衛隊軍艦訪中在即，日方不願意看到台灣的反日情緒蔓延到中國，破壞中日交流的氣氛。

經驗證據：

1.      釣魚台距離台灣本島有一定距離。海上航行又不容易。因此，事實上，長期以來台灣漁民都不會主動去當地釣魚。恰巧事件發生在這個時機，並不尋常。

2.      事件發生至今，台灣新聞媒體都沒有公布該船上其他旅客的姓名身份。

理論缺陷：

1.      必須假設台灣新政府在操縱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上有強大精準的能力。

2.      必須假設日本軍艦撞毀台灣漁船是一個單純的失誤。

一、

西元313年羅馬皇帝Constantine頒佈米蘭詔令不再迫害基督教。384年，皇帝Theodosius尊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基督教的影響力在羅馬境內快速增長。幾乎同時，日耳曼蠻族對羅馬的侵擾加劇。410年羅馬城被西哥德人(Visigoths)攻陷。476年羅馬滅亡。

羅馬亡後，基督教成了唯一可以提供給人們一種安定的生活的力量。在經濟上，基督教幫助那些在蠻族的蹂躪下荒蕪的田園恢復了生產力，因為基督教強調安貧與辛勤的工作。在社會上，基督教凝聚了群眾，因為它是人們唯一的共同信仰。在政治上，基督教徒服從教會的權威。文化上，修道院是保存與延續古典文明唯一的地方。在往後的數百年裡，基督教修士是整個歐洲唯一的知識階級。

此時蠻族在法國、西班牙、英國、北非建立了各個大小不一的王國。然而，這些蠻族根本沒有組織管理一個國家的能力。這些蠻族部落的生活形態基本上還與荷馬史詩中描述的古希臘社會一樣，但那在地中海沿岸已經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他們崇拜的價值是勇猛、機智、與對敵人的殘酷。他們沒有國家或城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由傳統習俗與血親構成。除了殺人償債之外，沒有太多的法律。從他們的神話來看，國王是一個古代英雄的子嗣。但從政治結構來看，他只是這群部落戰士的領袖。他並沒有太大的政治權威，主要是這個部落的象徵性代表與宗教領袖。只有他可以代表整個部落向神獻祭。但如果神不接受他的祭品，他自己就可能被族人當作祭品送上去(Dawson, 69-72)。

蠻族之中比較有見識的領袖知道他們的文化習慣絕對不可能支撐起一個巨大的政治體。他的族人會打仗、會打家劫舍燒殺擄掠，但不會做寫字、不會分配田地、不會教育百姓、不會立法。為了統治，他得靠有文化有知識的基督教士。從個人私利的角度來著想，他們不希望自己還只是一個部落的領袖。他想要更高的尊榮與權威。誰能滿足他的需求呢？還是基督教。因為基督教相信世俗權力的領導人是上帝受意的祂在人間的牧羊人。只要他能歸信基督教，能保護教會不受傷害，能促進教會的傳播，教會就準備承認他是上帝的代理人。

另一方面，在教會的傳教工作中，當然把這些蠻族首領當作感化的首要目標。

於是，慢慢有蠻族國王開始皈依基督教。496年，法蘭克國王克勞維(Clovis)在一場垂危的戰爭中向上帝祈求顯靈。他打贏了，於是皈依了基督教。長期來看，克勞維希望利用基督教當中的階級體系來取代蠻族單純的扁平社會結構，以鞏固自己的王權。顯然，他受洗的背後目的是政治性與軍事性的。甚至，當時的一般民眾對基督教的信仰也很古怪。他們不相信原罪，信教也不是為了福音或永生，而是希望能夠死而復生的耶穌基督能在戰場上保佑他們。他們把耶穌基督當作戰神一樣來崇拜(Bainton, 140)。

傳教的困難還不只在於怎麼把蠻族群眾吸引入教而已。不管怎麼說，基督教曾經是偉大的羅馬帝國的國教，光憑這塊亮麗的招牌也可以招攬來一群信眾。更困難的工作在於怎麼讓蠻族群眾學會合乎文明規範的舉止行誼(Bainton, 126)。基督教傳教士當然也很清楚蠻族感興趣的不是道德勸說，而是利益。他們知道奧古斯丁的神學對這些目不識丁的人不會有任何吸引力。於是教會只得訴諸聖經與後代聖徒所展現出來的超自然力量來贏得蠻族的敬畏。對神的恐懼是唯一能夠約束這些人的辦法(Dawson, 33)。

另一方面，對蠻族政權來說，因為基督教的教義與他們的傳統信仰相抵觸，所以當在享受基督教帶給他們的新權威力量的同時，他們也得承受傳統信仰崩潰的代價。譬如說，基督教推崇的自制、禁慾、慈悲、寬容與蠻族強調勇猛剛強的英雄道德價值格格不入。此外，當國王拋棄他原本作為一個神話英雄之後裔的身份去崇拜另一個神時，原本他的臣民對他的忠誠也慢慢被腐蝕掉。根據Bede的英國史的記載，King Sigebert of Essex就因為希望能饒敵人一命卻反被憤怒的手下殺害。

傳統價值崩潰的後果在西班牙的西哥德王國留下了恐怖的政治真空。當地的傳統王室在531年絕嗣。之後的王室雖然與羅馬天主教緊密的合作，希望藉此恢復威信，但誰都不服誰。因爭奪王位而起的暗殺與謀反從此像連續劇一樣不斷上演。儘管教會對這些暴行嚴加譴責，但無濟於事。當時的人稱呼這種現象為"the detestable Spanish cuntom of killing their kings."。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克勞維建立的Merovingian王朝之上。據說此時的法國之混亂甚於任何一個蠻族王國。Fustel de Coulanges形容此時的法國王室為「一個只受暗殺制衡的暴政」("a regime of despotism tempered by assassination", Dawson, 73-74)。

廣泛的來看，當蠻族拋棄了越來越多的傳統信仰時，他們只變得更加的野蠻、凶險、腐敗(Dawson, 32)。他們雖然正在學習基督教的文化，但這個新文化所能發揮的約束力不足以彌補舊文化崩解後留下來的道德真空狀態，整個社會於是大亂。當時西班牙與法國的蠻族政府都積極的與教會合作，但仍然阻擋不了這種趨勢。

二、

之後數百年，整個西歐各地的傳教士一步步篳路藍縷的試圖感化蠻族的貴族與大眾。其中西元754年Pepin的加冕儀式象徵了一個新時代的開端。Pepin一族是法國Merovingian王朝的權臣。西元732年把從西班牙北侵的回教勢力擋在俾里牛斯山以南的Charles Martel就是Pepin的父親。此時的Merovingian王朝已經很腐敗，Pepin有竄位的意圖。然而，儘管此時整個社會對Merovingian王朝的忠誠已然很脆弱，但畢竟傳統還在，Pepin並不敢輕舉妄動。直到751年，Pepin家受到主教St. Boniface的支持，並藉由接受後者的加冕取得了受到基督教支持的象徵性權威，才終於敢推翻了Merovingian王朝。新政治力量與新文化精神結合而推翻了舊政治力量。

St. Boniface的行動受到羅馬教會的認可。為了確認Pepin的地位，在754年由羅馬教皇Stephen二世再次為Pepin加冕。同時Pepin將一片義大利上的領土送給教皇以為回贈。這一政教合作的最高潮發生在西元800年的聖誕節，教皇Leo三世在聖彼得大教堂為Charlemagne加冕為法蘭克國王。這一儀式象徵在法蘭克王國裡，基督教的政治原則終於徹底的取代了原有的部落文化。

隨著Charlemagne把法國的Carolingian王朝帶到頂峰，兩個新原則被建立了：第一、國王不再只是一個蠻族的神的後裔，也不只是一個會打仗的英雄，而是基督教之上帝的地上代理人。中古歐洲政治傳統中的「君權神授」原則從此建立。第二、國家不再只是一個暴力集團，而是一個需要能帶給人民安定、能推行文教、能促進基督教傳播的respublica Christina。

三、

法國的故事裡我們看到國王與教宗、政府與教會如何攜手合作推行一種新政治體制。但是老百姓是否會真的心悅誠服的信賴這體制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可以從兩個北歐的政治領袖身上看到民心轉變之奧妙。

Charlemagne去世後沒多久，歐洲文明又遭遇到另一波的蠻族入侵。這次的蠻族是來自北歐挪威、丹麥、冰島的維京人。維京人一度拿下整個英國（只維持十九年），於1016年建立了一個橫跨北歐與英國的龐大帝國，其國王為Canute。維京人對英國的軍事征服雖然成功，但在宗教上卻被已在英國深根的基督教給感化。

Canute本人就是一個極為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曾去羅馬朝聖並與羅馬教會與各歐陸各主教與僧侶保持良好關係。他去一個被他的丹麥祖先虐待至死的基督教聖徒墳上禮拜。他非常的謙卑，嚴厲譴責那些對他阿諛奉承的朝臣(Ridley, 26)。然而，奇妙的是，他所立下的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君主的典範對他們北歐子民只有很有限的影響力。因為，作為一個國王，他只是一個基督教徒，但不是一個傳統北歐文化中的英雄或戰士。他靠優勢的武力與財力為北歐人帶來軍事勝利，但他本身並無值得歌頌的英勇事蹟。因此，他得不到他手下那些仍然尊奉傳統的人民發自內心的尊敬。

Canute辦不到的事，卻被他的一個手下敗將給完成到了。Olaf the Saint與Canute的不同在於前者完美地結合了北歐文化的英勇國王與基督教文化的聖徒兩種不同典範於一身。1030年，他在一場戰爭中被Canute的一個被錢收買的手下殺死。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國王被貪財小人設計陷害，在戰場上英勇的奮戰至死。這樣的事蹟深深的打動北歐人民的心。原來英雄也可以是聖徒，聖徒也可以是英雄。於是現在連那些最保守頑固的酋長也都相信基督教是一個偉大的宗教。

1031年，Olaf被封聖。這是第一次一個民族自動自發的把一位基督教聖徒當作民族英雄來崇拜。也是北歐海盜英雄文化與基督教文化融為一體的歷史性時刻(Dawson, 94-98)。

四、

從以上簡短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體系在交會融合的時候的困難度。從成敗論英雄的事後之明來看，基督教作為一套完整的文化體系是比日耳曼蠻族文化更加「進步」。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表示蠻族對基督教之接受是水到渠成的（更不要說如果我們採取一種多元的角度，主張基督教與日耳曼人的文化並無優劣之差）。且不說基於本位主義與既得利益而來的仇外心理，就算蠻族願意接受外來文化，兩種文化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也是極端複雜。上面提到的其中一個問題是蠻族是把基督教文化中的概念用自己的習慣加以改造，將之轉化成符合自己需要的概念來加以吸收。所以原本宣揚和平的耶穌基督搖身一變成了戰神。另一個問題是舊文化之消退與新文化之填補兩者不必然等速共進。在新文化的完全建立之前舊文化先已完全崩解，價值之真空的後果就是政治社會秩序的大混亂。上面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真空狀態可以長達數百年之久。以法國為例，從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法王克勞維(496)到查理曼建立的一個略具文治規模的的基督教王國(800)，其間經過整整三百年的努力。在中古歐洲，法國一直都是羅馬教會最早、最堅定的支持者。在其他邊陲民族（如北歐、東歐）的歷史中，基督教文化的確立又更加晚得多。

從Clovis到Charlemagne，從Canute到Olaf，我們可以看到新文化如何逐步扎根。首先是政治菁英為了功利考量半信半疑的採取了外來的新理念。此時的新理念雖然受到崇拜，但，它是以一種被扭曲的型態來被崇拜。且其價值僅只在於它的政治號召力，無論政治菁英或是老百姓對這種理念都沒有真正的認識。第二階段是政治與文化菁英對這種新理念達到一種深度的認識與虔敬的信仰，並根據這理念來建立一個新的文明秩序。然而此時這個新秩序的原動力是菁英階級由上而下的推廣，一般老百姓並不見得完全融入這種新思維當中。這得留待第三階段來完成，直到此時這個新理念才與本土文化完全融通結合。原本外來的高層次的文化理念能夠向下扎根，落實在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當人們討論起價值理念時，不再是在兩套不相容的條理之中作選擇，而是有一個首尾一貫的體系可資參照。

五、

同樣的指標可以用來觀察近百年來中國人對西方價值之學習吸收的近程。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對西方價值的追求到今天為止都還是未竟全功。拿今天台灣人來說，我們之所以追求西方的政治價值，表面上有一套充滿理想與熱情的理由，但實際上僅僅是因為西方民主自由的理論是有利可圖的。對台灣人而言，民主自由僅僅只是一套政治制度，頂多是一種社會規範，而非道德價值。民主自由在台灣人手中，就像基督教在當初的蠻族手中一樣，被剝奪掉原本深度的精神意涵。他們都被拿來當作崇拜者個人利益的護身符，而無關個人良心。

西方的民主理論發展到一階段之後，就發現國家層次的民主體制必須與個人層次的道德價值結合。對Rousseau而言，人在國家中其實絕非全然自由。這種失去的自由，他稱為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自然自由是一種容許人像野獸一樣依照他的生物本能自然的吃喝拉撒的自由。這種自由沒有多大價值，因為人不是動物。人真正該追求的自由是道德自由(moral liberty)，這種自由是真正有價值的自由。因為自由不應該只是一種沒有外力干預，讓人順著他的生物本能為所欲為的狀態。相反的，自由應該是人性的昇華，使得人能夠發揮理性與良知，並免於衝動、激情、與偏見的控制。

Rousseau認為，人要獲得這種道德自由就必須生活在國家之中。這個國家中的公民透過溝通與討論取得一種全體意志(general will)，這個國家以全體意志為綱略來作為。全體意志不是每一個個人之意志的總和，而是一種獨立於個人之上，卻符合整體社會之真正利益的意志。全體意志是可能的，而且它不會與個人自由衝突，因為一個享有道德自由的人是一個聽從理性與良心而非私欲指引的人(West, 30-31)。

Kant受到Rousseau很大的影響。對Kant而言，人"必須"是自由的，因為只有當我們把人理解為一個自由的主體的時候，才能進一步討論人的道德責任。因此，對Kant來說，自由與道德幾乎是同樣的東西。沒有自由，談論道德就沒有意義。沒有道德，人就沒有理由需要自由(Roger Scruton, 65-67)。

Hegel對Kant的道德哲學多所修正，然而在一個要點上他同意Kant：自由之取得在於遵循理性以摒除慾望(Peter Singer, 145)。

Marx從另外一個角度對自由之不足提出批判。他認為，當時人們說的自由權利（宗教自由與財產權）只反映出布爾喬亞階級的自私心態，讓他們逍遙自在獨自過著滋潤的小生活。相比之下，民主參與的權利要更加重要，因為一個人得在與社會的互動之中實踐自我(West, 47)。

好吧。一個支持純正古典自由主義的人有很好的理由反對以上四種觀點。Rousseau的全體意志可以導致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政治。Kant與Hegel說得好像有道理，問題是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把他自己對於「理性」與「道德」的看法施加於他人之上。Hegel的國家理論可以作為普魯世與納粹德國專制政府的遮羞布。Marx的理論更不值一提，它導致了二十世紀最大的政治暴亂。

然而，就算是Hobbes與Locke也說得很清楚，人在簽訂契約以進入政治社會的那一剎那起他就必須放棄他為所欲為的自然權力，把它讓渡給國家，從此以後遵循國家的法律。

相反的，在台灣社會，越是公共的地方就越是充斥無政府式的混亂。在網路上、馬路上、談話節目裡、國會殿堂裡，人們都還像是Hobbes說的自然狀態中的人那樣握有赤裸的權力。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立法者與執法者。自由自在，快意恩仇，隨時準備刀劍相向。自由成了自私的藉口，就像當初耶穌基督被當作保命的護身符一樣。

最樂觀的來說，台灣人頂多也只有Isaiah Berlin說的那種古典自由主義式的negative freedom，而沒有黑格爾說的positive freedom。或用Erich Fromm的話來說，台灣人只知道"free from"，但不知道"free to"。

誰都不希望政府迫害人民，誰都不希望政府隨意課重稅，誰都不希望看到官商勾結，誰都希望享有言論自由，誰都希望自己有權力決定政府政策。但要達成以上目標，我們不必然需要個人主義與民主政體。一個愛民的好皇帝也可以做到這些。反之，一個國家就算達成以上目標，也不真的就說明它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

六、

當然，外來價值在一個新社會的扎根不容易。 以法國的基督教為例，如上所述，最少也花了三百年。拿中國來說，佛教在東漢初年傳進中國，但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才開始興盛。有人開始信佛教的時候就開始有人基於儒道的立場開始反對它。佛教融合了儒道，在中國開花結果，產生了屬於我們自己的禪宗，已經是唐朝的事了。這少說也有四五百年。另一方面，佛教補充了古典中國哲學在心性論方面的不足，於是佛教也改變了中國哲學。具體成就就是宋明理學。誇張的說，基督教在歐洲，佛教在中國，可能都需要近一千年的漫長歲月才算真正徹底融入本土文化。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期待、如何看待今天我們面臨的西化呢？我們應該如何為自己在這個滾滾洪流之中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定位呢？

反過來說，基督教不見得全然無可指謫，近代民主自由的價值亦然。於是，一方面，大概沒有一個負責的西方人真敢信誓旦旦的說「歷史之終結」已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完成。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辯解說近代華人在吸收西方價值上的困難在於他自身血液裡那淵遠留長的傳統讓他抗拒著外來入侵者。這又只使問題更加複雜。

八年前，前陳總統剛當選之後某一天，我的一個朋友斷言「陳水扁當選之後，台獨的勢力會衰退。」

一個口口聲聲說支持台灣主體性的總統的當選怎麼會反而讓台獨勢力消退呢？然而，看看八年前泛綠的興奮激動與八年後他們的落寞失望，這個預測多少是成真了。

如果一個支持獨立的總統可以毀掉台獨，那麼，今天的問題是，是不是一個支持統一的總統也可以毀掉兩岸和平統一？

目前看來，馬政府正非常積極迅速的在推動兩岸的交流與和談。這當然是好事。然而，台灣究竟是否有周全的準備好像並不明朗（或許政府真的做好準備了，只是我們懶散的媒體沒報導）。前幾天，嚴長壽先生在報紙上警告，台灣的觀光旅遊業其實並未準備好迎接大陸觀光客。觀光旅遊只是兩岸關係中的一環，而且不算重要的一環。但，在任何一個環節之上，若是政策、用人、執行，任一有所不當，都很可能會造成兩岸人民的誤解或衝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若兩岸和解的契機因某些閃失而破裂，四年後，或八年後，賠下去的不會只是馬總統個人的聲望，更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

看看美國，同樣的問題也在上演。很多美國民眾期待一個黑人總統的當選將為美國帶來一個前所未見的真正民族融合的偉大時代。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先證明歐巴馬先生會是一個好總統，而驟然以希望看見一個黑人總統為由而選他，那麼，一個可能的後果就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黑人總統因為做得不好而連帶著拖累了黑人政治家在群中心目中的印象。人們會有憑有據的去懷疑黑人是否真的不適合領導，甚至會想「既然我們已經給過黑人一個機會了，而且他們搞砸了，所以以後他們也不要怪白人瞧不起他們。」

以上三個錯誤的原因是一樣的。人們會用一個與一件事物之本質不相關的東西那來作為判斷這個事物之價值的依據。無論一個人支持台獨還是統一、是紅人還是綠人，都跟他是否能作為一個稱職的總統無必然關係。因為「總統」這個概念裡並不包含統獨理念或膚色。就好像定義一個杯子的條件是它要能夠盛水。至於這個杯子是瓷的還是鋼的、黑的還是紅的，都無關緊要。

當然，一個人可以相信「支持統一」、「非洲裔背景」是作為一個稱職總統的必要條件。但這完全是他個人的主觀偏好。就好像有人喜歡有狗的圖案在上面的杯子一樣。這完全不表示一個杯子必須有狗的圖案才算是一個好杯子。完全有可能的是，一個有狗圖案的杯子是一個壞杯子。它不耐高溫，一倒進熱咖啡就裂了。。

沒有一個台灣人會認為2008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必須是一個能改善美國黑人的社會地位的人。沒有一個美國人會認為2008年的美國總統必須是一個支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人。換言之，若是某個台灣人覺得總統必須支持統一，某個美國人覺得總統必須是黑人，那都是他在所處的特殊歷史與社會背景之下促使他做了這樣的思考。一旦我們將「總統」這個概念提升到一種普遍抽象的層次，「支持統一」與「非洲裔背景」這樣的條件就自然會褪去。

這就像強螺絲的the veil of ignorance一樣，要求一個人在思考的時候得把他個人的全部偏好、情感、私慾放在一邊，做純然理性抽象的邏輯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