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治思想家Ernest Barker在他的希臘政治理論一書開頭說道：「一切政治思想的先決條件是意識到個人與國家的對立。」這樣的政治思想起源於希臘，而那個首先深刻意思到這種對立的人是蘇格拉底。
夠諷斥的是，這對立不只是思想上的、也不是意識上的，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蘇格拉底被雅典人給處死，前者據說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後者據說是民主政治的最佳典範的締造者。西方政治思想由斯開端。更具體的說，開端於柏拉圖對蘇格拉底之死的反省與思考。
於是可以這樣說：所謂的政治哲學，其實就是討論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句話與Barker的話意思差不多，因為Barker所說的個人不可能是一般人，一般人固然可能意識到他自身與整個政治群體的矛盾，但沒辦法系統性的呈現這種矛盾的意義，這工作得留給有哲學思考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國家固然不能涵蓋所有政治，但是一個政治社群中的所有政治問題最終得在國家層面上尋求決定性的解決，因此，以「國家」與「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大約是同義的。尤其對希臘城邦這些小國來說，國家幾乎就是所有政治的全部。因此，所謂「個人與國家的對立」其實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係」。柏拉圖的對話錄，包括Apology, Crito, Gorgias, 與Republic，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
「哲學與政治的關係」之中第一個問題是：哲學在政治中有沒有地位？蘇、柏、亞的答案是肯定的。蘇在Gorgias裡面說，That which presides over the soul I call politics。亞在Nichomachean Ethics開頭說，政治學是研究一切的善之中最高的善的學問。柏說，除非哲學家來統治，或是統治者具有哲學能力，否則人類就不必期望有可能有好日子。對他們來說，政治學與後代人所說的倫理學或神學無異，因為他們關切的都是靈魂之善或惡的問題。而政治學的特殊高超地位甚至在於它關心的不只是個人的靈魂，更在於人群大我之靈魂之向上提升。他們不相信「獨善其身」這回事。就像一個人待在病患群聚的地方久了可能會被傳染，一個人久處於一群靈魂之中缺乏正義的人之中，也要在不知不覺中沾染賠上健康的心靈。這種嚴格意義下的政治，只有從哲學中來尋求，因為在眾多知識與技藝當中，唯有哲學嘗試探索最終的善。
雅典人藉由死刑來叫蘇格拉底停止他的哲學探索。從此哲學被西方政治趕出了城門之外。
不只雅典人不接受他們這種高調，今天我們接受的民主理論也建立在一種從根本上與反對他們的高道德標準的基礎之上。如果蘇柏亞有機會讀一讀霍布斯、洛克的書，他們必然要對這些現代民主政治理論的那種對「利益」之如此著迷的關注感到羞憤不已。蘇柏亞肯定不能接受一種建立在「人都是自利的」、「權力與權力之間需要互相監督制衡」之類的道德假設之上的政治體制。當他們聽到我們很自豪的宣稱自己的政治體制是最好的、最正義、最公平、最符合道德原則時，他們肯定要認為我們是最邪惡、最墮落、最無羞恥心的一群人。甚至他們會懷疑我們是否還配得上「人」這個字。
福山指出，在以洛克為代表的現代民主自由理論當中，我們找不出一個理由來解釋為什麼一個好人、一個正義的人，需要挺身而出參與政治。因為這種理論根本上排出了道德、正義、哲學在政治中的必要性。蘇柏亞大概會同意這批評。
從這觀點來看，今天的台灣人無論是抱怨過去國民黨如何國庫通黨庫，或是第一家夫人收了多少禮券，都是癡話。因為，柏拉圖早就告訴我們，在一個哲學沒有地位的政治領域裡，Might makes right。Callicles嘲笑蘇格拉底說的正義只不過是無才無能的弱者（人民？）用來拴住強者（兩蔣、李、陳？）的一條鍊子。強者鼓巧舌、騁權術，踐踏人民如草介，來滿足他們的luxury、license、liberty，是一種貫徹真正的natural justice的表現。而霍布斯或許會說：「很好，這種人正是人中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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