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是是顧爾德（原來他叫郭宏治）還是吳介民說的，有一次他與一個年輕人聊到范雲，結果對方回應說：「喔，是那個參加美麗島運動的范雲嗎？」范雲親身的遭遇更尷尬。有一個記者採訪他，報導出來之後，范雲驚見：「在五四運動中，范雲.......」這不是一篇網路波文，也不是大一新生的隨堂小考，而是一專業「記者」的報導。這幾句話，三位主講者在談笑中輕鬆帶過，似乎可以一笑置之。但我相信他們的心中是苦澀的。這樣的誤解，實在道盡過去台灣二十年來的一個重大的缺憾：我們不重視歷史也就算了，更遺憾的是，我們不重視那些曾經對這個社會有過貢獻、有過重大影響的人、事、物。無論什麼事，不用多久，統統被時間磨平、抹煞。套具胡晴舫的話（雖然她是在描述對岸）：「就好像一個平靜的湖面，無論你丟進去再大的石頭，它終究歸於平靜。」這也讓我更能體會何榮幸的那句話：「我們這一批當初滿懷壯志的五年級生，個個以為能夠改變這個世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什麼都沒改變，反而是都被現實改變。」我也不是一個例外。雖然常常聽到范雲、吳介民、以及學運、野白合等等響噹噹的大名字，但，我並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甚至，因為他們的新聞又往往出現在牽涉到意識型態之爭的政治事件當中，我對這群所謂的「野百合世代」其實有點懷疑。昨天的那場演講的近距離接觸，是我們一次認識他們。范老師個子很嬌小，但臉上神情總是神采奕奕，講起話來思路清晰、通達無礙，而且面對問題不隨便出口答覆，又能很敞開心胸接受質疑與挑戰。吳老師留著摻著灰白的短髮、一副重重的黑匡眼鏡、臉上總是掛著爽朗的微笑，穿著中式的上衫、踏的運動涼鞋，很有飽學之士的味道。顧爾德倒是比較不起眼。他好多白頭髮，從頭到尾話都不多，與范、吳兩人多次的「我來補充一點」對比強烈。或許這也與他口才不那麼便給有關。正式的活動時間是晚上八點到九點，三個人分一分其實沒多少。再加上一定要留給讀者發問的時間，因此真的是很簡短匆忙。三位主要想說的大概有兩件事：第一、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第二、書的內容為什麼是這幾篇？第二個問題其實比較瑣碎，因為牽涉到的都是一些實際操作的問題，譬如說某議題找不到適合的作者（例如全球化與中國經濟如何影響台灣，這問題太大，不好寫），或者答應要寫的作者交不初稿來（例如某新潮流新生代，本來答應要寫的，結果中途跑去選台北市議員。）種種因素，造成許多遺珠之憾。至於這書怎麼來的？每個人都有點不同的說法。吳老師說，2009年的前一年，他請問一個大陸朋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20週年即將到來，你們當初這群人想要怎麼紀念二十年前的那件事？」說完，吳老師突然想到，台灣的野百合也快要二十年了，那我們又該做點什麼？於是他開始了籌畫的工作。左岸的總編輯黃秀如半開玩笑的把功勞攬在自己身上。她說，幾年前的七一五宣言出來的時候，她很生氣。她跑去質問發起人之一，台大政治係的學長吳叡人：「你說你們這群人應該要多說一點？但你們真的說了嗎？」這群學者受到刺激，因此決定多說一些。..後來，吳老師、范老師、與顧爾德三人（不知道為什麼吳叡人老師沒有加入）通力合作，負責擬題、邀稿、撰寫。出版則找上了左岸。在共和國老闆郭重興先生的支持下，終於有幸付梓。關於左岸願意在不合市場要件的劣勢下出好書的決心，也是極令人欽佩的。前幾天這位政治系的大學姐就跟我說：「若要考慮市場，左岸乾脆倒閉，沒有一本書會賣錢的。但你若是不出，台灣的讀者就永遠讀不到這些書，這些讀者等於是被放棄了。我們不斷的出，刺激讀者，讓他們知道，還有這一塊的東西。」回到書上。根據以上兩種關於這本書的起源的不同說法，這本書的本質也可以有兩種。范老師主張（吳老師應該也會同意）這是一本回顧的書，整理了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以主題的方式呈現我們的國家的各個方面的發展，包含了進步與退步。但黃主編反對這個說法。她認為，這本書不是歷史，而是一本社會運動綱領。然而，雖然這本書是為了紀念野百合運動的二十週年，發起與撰稿人也都是那一代的學運份子，這本書卻不是一本寫那群人的書。吳、范不斷強調這一點。他們認為，當初的野百合運動是一個很複雜、很龐大的運動，雖然媒體上常提的名字就是哪幾個，但沒有人真的有資格全面的代表野百合。另外，我想他們也不願意把這搞成一個偶像崇拜的運動（在今天台灣社會的氣氛當中，這實際上也不可能。）這點至少表現出這幾位的謙虛。但，有趣的是，事後一位自稱是世新大學老師的聽眾，就一直不能接受這一點。這位老師主張，野百合世代應該搞一張像是幾個美國大兵在硫磺島戰役中誓死豎起一面國旗那樣的畫面，才有足夠的張力與故事性。誰是我們國家的英雄？ 誰要為我們豎起那面大旗？對談的主軸大概就是這樣了。接下來開放讀者發問。一個高中公民老師問，台灣之遺忘野百合與大陸之遺忘六四，有何相似與不同？吳介民答，一個是社會自發的遺忘，一個是國家機器強迫的遺忘（哪一個比較好呢？我很疑惑）。一個還在台大就讀的學生，怯生生的問，「草莓族」是否就一定不如上一代，難道不是只是時代因素造成的嗎？他又問，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有了民主，可是何以發展上好像還不如中國？關於「草莓族」這一個概念，吳老師並不認同。有趣的是，何榮幸與胡晴舫也都對時下媒體對年輕人的輕蔑不以為然。他們總是很樂觀的說，老人總是愛批評下一代，這很正常。他們也都很相信所謂的「草莓族」將會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開創新局。吳介民說，他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現在困擾著他這一代的問題，馬上就輪到草莓族這一代來面對，他們自然會被迫成長。我自己也分別問了兩個問題（哈，我從小就是愛追著老師問問題的學生）。第二個問題來自上述何榮幸先生曾說的那句話「他們這一帶五年級的人，曾經滿懷抱負的想要改變這個社會，結果不但什麼都沒改變，反而是被這個社會的現實給改變了」，請問你們三為怎麼看這句話，對的還是錯的呢？范雲老師說，何榮幸自己的那本書「我的小革命」就否定了他的這個論斷，因為「我的小革命」就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他自己的領域裡去發揮改變的力量。那何榮幸自己肯定也是相信改變是可能的。范老師補充，究竟能不能改變，改變了多少？還是要看我們從哪一個角度來看問題。范雲答完之後，我意識到我沒把問題表達清楚。我真的想問的是：「如果何榮幸的話是對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一股力量或結構阻礙了我們改變這個社會的努力與嘗試？」我自己心底對這個問題是有答案的，但我想瞭解這三位前輩有什麼看法。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即使想要像當初野百合世代那樣有所作為，似乎也很難。因為，我們不知道究竟該做什麼。這有幾個因素。第一、這個時代確實已經沒有當初那樣一個嚴格限制人民權利與自由的威權政府了，因此我們不再有那個明顯邪惡的敵人。第二、我們的媒體不再報導嚴肅有意義的社會事件，因此我們無從取得新資訊。第三、幾乎所有的政治新聞都因意識型態之爭而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報導與評論，這讓年輕人無所適從，不能判斷真假。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年輕人想要關心社會、想要投入政治運動，都變得很困難，找不到著力點。我想請問三位過來人，對這樣的現象有何看法？我們現在的年輕人究竟該怎麼辦？」顧爾德的回答非常簡單。他說，我們編這本書，為了就是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做到的是，透過這本書，把過去台灣的一些問題的來龍去脈給摸清楚。這樣大家回過頭來看的時候，至少才會有個底。另外有一個頭髮灰白的女士問了三位關於台大五姬與show girl事件的看法。范雲老師想要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談，但是，她坦承，她還沒有形成一個很確切的觀點。她說，她很困惑，因為社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十分兩極化。一派會說「天啊！我們辛辛苦苦從事女性主義運動這麼久，為的就是爭取女性的尊嚴與權利，結果現在這的這些小女生竟然這樣甘願的去扮演一個物化自己、討好男性觀點的角色？」但另一派卻說「台大校長也太古板了吧，職業無貴賤，當show girl有什麼不對嗎？我們大家不都愛林志玲嗎？如果今天這幾個台大女生能像林志玲一樣，我們還會批評她們嗎？那為什麼只是當個show girl就要遭受大家的歧視呢？」范老師預告，在這一系列的對談之中，將會有一場她與尤美女律師探討女性主義，到時候她再深入談論這個問題。大概就是這樣了。我想，貫穿這個座談的一個核心力量在於所有參與者對當今台灣社會的憂心，一方面是過去幾年來台灣社會的混亂與停滯，二是現在年輕人對社會議題的冷漠與疏離。如何瞭解今天許許多多困擾著我們的社會議題的複雜變化、如何喚醒人們對政治的關注與行動的決心，我想這是大家最關心的。活動超出了預計的時間很多，一直拖到九點半之後才結束。我跟誠品的宗翰致歉，說每次我們都拖到他們的時間。但宗翰不但不以為意，還說謝謝我幫他問了他想問的問題。我確實有注意到，誠品的幾位員工從頭到尾都有很仔細的在聽講。整個場面很令人振奮。感謝三位前輩的用心，感謝左岸，感謝來參與的讀者。附錄：
在下一輪太平盛世之前
張鐵志
July 25,2010
今年三月是1990年發生的野百合學運的二十週年，但這個三月卻是靜悄悄的。台灣社會沒有回顧那段戰後最標誌性的學生運動，連參與者也沒有舉行任何回望儀式。
參與者或許不該總是抱著對光榮時刻的鄉愁，但我們這個社會確實有嚴重的歷史失憶症，尤其是對於台灣一路艱辛走來的民主事件史。今年二月的林宅血案三十年，去年十二月的美麗島事件三十年，乃至三年前的解嚴二十年，我們都沒有進行太多豐富的討論。回首的意義，並非只有重訪歷史或者爭奪詮釋權（雖然難免如此），而是要透過對歷史的反思去思考下一步方向。
當年參與三月學運的人們沒有大舉紀念二十年，但幾位和那個歷史時刻相關的、所謂「學運世代」的參與者，卻希冀透過這個二十年的契機合編一本書《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以「對過去二十年進 行一場批判性的回顧。除了給未曾經歷這段快速變遷的更年輕世代做一趟歷史導讀，也幫助我們自己看清未來的挑戰與方向。」他們在導論這麼說。
他們邀請了二十個學者和NGO工作者，其中大部分是學運世代參與者，就二十個主題回顧過去二十年：從文化政策、藝術自主性，知識份子的角色，到工運、婦運、環運、新移民、農運、社區運動，到教改、憲改、金改、司改、全民健保，到族群、民粹主義、媒體、與兩岸關係。這每一個主題無疑都是台灣面對的重要課題，如知識份子介入社會的不同角色與可能；民粹主義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對台灣民主的不同意涵；社會運動的突破、沈寂與轉型；農業發展的困境以及此刻正在燃燒的農運；以及，台灣對於中國能否提出既有論述之外的「第三種想像」等。
學界固然已經在這些問題上累積不少知識，但由於台灣公共論述領域的膚淺貧乏，充滿無意義的喧鬧，因此這些知識很少在公眾領域被適當轉化成系統性的歷史梳理，細緻的對話與深刻的辯論。這是本書的重大意義。從另一個角度說，野百合學運之所以被沉默以對，主要原因之一是野百合世代/學運世代很大程度上被窄化為一個政治領域的概念，因此一段原本應該屬於台灣理想主義傳統的歷史（如美國六零年代青年運動），竟然在如今被噤聲或污名化。
事實上，當年更多的人，無論是廣場上的幹部或群眾，後來都帶著改革的種子參與NGO或社運，或成為今日人文社會學術界的中間力量，或者在許多社會領域奮鬥，只是他們可能沒有政治明星們耀眼。其中包括許多參與本書的寫作者：如婦運、工運、環境、農運等領域。因此，這本《秩序繽紛的年代》可以說讓我們重新閱讀了學運世代更多元豐富的面貌。
從1990年到此刻的二十年是民主化的年代：台灣完成了基本的形式民主，威權體制下長期執政的政黨下台後又上了台。公民社會日益成熟，但政黨卻總如小孩般喃喃自語或不斷打鬧。這二十年，本土化也成為新的時代精神，但台灣和中國也從彼此對抗轉向日益頻繁的互動。這二十年更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擴張的年代，資本家的聲音越來越大。於是，民主化與公民力量的上升、本土化與對共同體的想像、經濟發展和資本邏輯的擴大，三种力量激烈的彼此碰撞，以不同姿勢牽扯著本書二十個主題，不論是藝術、健保、工運、教改、農運、環保或者兩岸關係，而交織出們作者所謂「秩序繽紛的年代」。
面對下一個二十年，顯然我們必須更深化民主化，才能豐富本土認同、規範兩岸互動、約制資本力量，並尋求作者們所追求的「下一輪民主盛世」。
（中國時報開卷版 2010/7/25）《我見我思》改變是可能的！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10/07/28【何榮幸】過去二十年，野百合學運世代在政治部門的嚴重挫敗，讓外界對年輕世代改變政治結構的可能性感到高度失望；但是，學運世代投入公民社會、實踐公共理念的努力軌跡，卻已讓「改變是可能的」這項信念重新萌芽。這是我在《秩序繽紛的年代》書中感受到的力量。由吳介民、范雲、顧爾德三人共同主編的這本新書，選擇在野百合學運二十周年之際出版，書名取自日前過世的詩人羅葉作品，內容並非野百合學運的懷舊自戀，而是以批判性觀點檢視過去二十年社會發展，希望「催生台灣下一輪民主盛世的靈魂」（編者語）。這種大堆頭集體創作，乍看之下可能會被視為另一場知識分子的紙上清談。然而，只要將撰稿的二十位學者、ＮＧＯ工作者放在其長期投入的領域脈絡，就可清楚發現，此書二十篇作品毋寧更是台灣公民社會建構過程的宏觀記錄與深度自省。早在此書出版前，二十位作者已分別在工運、婦運、農運、環保運動、社區運動、新移民運動扮演重要角色，對教改、憲改、金改、司改、全民健保等公共政策投入甚深，關切記錄片運動、文化政策、藝術自主，知識分子角色等課題，並試圖勾勒族群想像、民粹政治、媒體發展、兩岸關係的走向。正因為關懷領域如此多元開闊，才能讓野百合學運參與者在實踐公共理念層面不證自明。學運世代從政者曾經為政壇帶來創意與活力，但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慘痛經驗已經證明，學運世代從政者不僅沒有改變金權政治、民粹政治遊戲規則，更多時候反而是被舊有政治結構所吞噬改變。反觀在社運、ＮＧＯ、學術領域奮鬥的學運世代，則逐漸透過細緻的改變累積進步力量，在各領域協助打造台灣公民社會的當前面貌。當然，還有很多學運世代的努力，是此書未及羅列的，例如九二一地震到八八水災重建、基本人權、廢除死刑、國際移工、原住民運動等重要面向，但這並不影響此書營造公共對話與多元思辨的價值。而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當道下，此書對於民主化、本土化、資本市場、兩岸關係等核心課題進行的思索，也有助於台灣社會看清未來挑戰。任何改革都非一蹴可幾，只要不放棄努力，改變確實是可能的。《秩序繽紛的年代》書中傳遞的理想主義信念，這一代年輕人已透過樂生保存運動、野草莓學運、大埔農民抗爭等行動具體實踐。當新生代開始譜寫屬於他們的「世代之書」時，台灣公民社會已注入更多值得期待的改變力量！秩序怎能繽紛？：《秩序繽紛的年代 1990-2010》週四, 2010-07-15 18:52文／黃秀如書名：秩序繽紛的年代 1990-2010
編者：吳介民、顧爾德、范雲
出版：左岸文化 2010 / 071990年3月16日至22日，寫書的人度過了或許是他們人生當中最癲狂的一個星期。他們頭上綁著標語布條，拿著大聲公對廣場上靜坐的同學們，講述為什麼他們認為學生應該站起來反對無視人民權利的威權體制。光陰之箭很快地射向二十年後，同樣是在廣場上，憤怒的學生搭起了帳篷進行長期抗戰，議題雖然換了，反抗的還是沒有把人民權利當一回事的政府。而寫書的人如今已經是這群學生的老師了，他們看到了彷彿自己當年的身影，於是驚覺到：是時候該寫他們這一代的歷史了。這樣子的動機，這樣子的組合，很容易變成一群中年人集體耽溺在回憶裡的陳腔濫調。為了不要浪費累積了二十年才有的能量，他們給自己訂下了寫作的規矩：在台灣社會正歷經巨大變動的此刻，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過去二十年進行一場批判性的回顧。除了給未曾經歷這段快速變遷的更年輕世代做一趟歷史導讀，也幫助我們自己看清未來的挑戰與方向。我們預擬了大約二十五個二十年來影響台灣社會的重要主題，邀請對這個主題長期關注、並且具有創意反思能力的作者，共同參與這個計畫。我們的目標是在明年春天出版一本書。這本書將不是一本無所不包的大雜燴，而是挖掘公共議題、提出新觀點的共同創作。我們希望每篇文章都能夠包含以下幾個元素：宏觀分析的眼光、觀念的前瞻性和引導性、具體的資料、引人入勝的故事性。結果這本書並沒有在「野百合學運」二十週年的時候出版。也許不是壞事，跳開了「應景」的框框。來不及出版是因為每篇文章都被挑戰過、被修理過，連原訂的作者也被更換過。其中只有幾篇是根據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加以改寫，其餘全都是為了本書而重新創作的文章，因為本書的目標讀者不是他們學術界的同儕，而是看普通讀物的普通讀者。又，為了擔心讀者一翻開封面折口，看到十幾個大學教授的頭銜，便認定這不過是「蛋頭學者」的「狗吠火車」之作，於是他們下定決心把書店當廣場，把讀者當同學，把本書當運動文件，拿著麥克風講述自己的理念，也接受來自台下的炮火攻擊。二十個看似互不相屬的主題，從藝術創作、藝術自主與藝文政策，到工運、婦運、環運、新移民、知識分子、社區營造，到教改、憲改、金改、司改、全民健保，到族群、民粹、媒體、全球化與中國，好像夜裡朦朧的星空，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繽紛而無秩序。但假定我們是任何一個好奇心旺盛的古希臘人，試著在仰望星空的過程中，用想像中的圓規，找出每一點的圓心，我們就會發現，不管彼此的距離多麼遙遠，這些看似自行運轉的星星，其實全都繞著同一個圓心運轉。引申自今年春天辭世的詩人羅葉二十歲寫下的詩句，作者們試圖傳達同心圓所象徵的意義：秩序怎能繽紛？是詩人與繆思的合奏，讓我們在紛亂的時刻，心篤定，而見多元秩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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