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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係上同學少華患了急性Appendicitis，當晚就開刀。週五我們去探望他，順便也見識一下美國的病房到底是怎樣的先進。所幸，這種刀算是小的，我們探完病他也就可以出院了。
美國醫療水準當然沒話說。小護士說，少華睡的病床在台灣可是總統套房級的。可是，一來醫療費用極貴，二來人生地不熟加之語言不通，生起病來是很恐怖的。診斷與手術費用還不知道，光一天的住院費就一千美金，一般人如何能負擔的起？至少我就聽說有不少外國學生因為看個病不得不申請破產的。少華若不是找到另一個就讀醫學系的大陸同學的幫忙，誰知道Appendicitis, C.T., I.V.是啥？
好在事無大礙，破財消災。靜養個幾天，應該可以慢慢恢復元氣。這裡也祝少華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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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的時候，我跟少華小小的感慨了一下：人到的生病的時候，就不得不完全把自己的命交到醫生與護士的手上。同樣的，遇到法律糾紛，又不得不靠律師。那一個政治學生所學何事？然而，換個角度來講，醫學與法律之可貴，一則固然在於他們技巧之高難，也在於他們相對來講還是很少被用到的，所以造成一般人對他們的陌生，但這種陌生也意味著他們是不大必要的。法律與醫學可以濟一時之窮，但無礙人整體的幸福。不懂他們的人在遭遇危阨的時刻當然會很吃虧，但是一個人若是不懂得一項運動的技巧、看不懂的報紙、不會自己做菜，沒辦法自己修理電腦、不懂的欣賞音樂，恐怕他的人生整體而言也不見得會多麼快樂。孔子說「君子不器」，所擔憂的大概就是有人為了一技一巧而荒廢了一個快樂人生裡一些更必要、更基本、更全面的能力或德行。有又謂「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至遠恐泥，君子不為」，精神也大同小異吧。
當然，我不是說醫生與律師都是些「訓練有術的狗」。正好相反，我認識的幾個醫生與律師朋友都是多才多藝的。然而，正因為如此，我更被逼的去面對一個問題：一個修習政治學或哲學的人究竟應該在社會的分工體系裡擔任什麼角色呢？亞歷斯多得說，政治學的標的是一個城邦整體的最高的善，政治學學生應該有能力指引民眾一條過著能帶來幸福的生活方式。孔子也說「為政教也」。黃錦堂老師說：「政治學是帝王之學」。這樣說起來我們真要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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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項有趣的小觀察：美國醫院在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後，就給開過腸胃刀的病人喝雪碧與巧克力蛋糕這樣的垃圾食物。如果這是美國醫院普遍的一般作法，那就很有意思了。
一般來說，我們在討論社會現象裡究竟有哪些事物是有一套客觀而被普遍接受的標準的時候，通常想到的答案是那些關於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的概念與作法。譬如說，我們以為使一個病人盡快復原的最佳辦法縱然不是只有一個，但也是一個可以可以憑理性辯論得出一個公認的最佳解，而這個解是不會因為參與者的文化、意識型態等因素而被改變的。眼前的這個例子很明顯的是一個反證：美國人也知道雪碧是垃圾食物，但是醫院允許病人喝雪碧。
類似的例子其實不勝枚舉。台灣人好像注重養生，各種法門琳瑯滿目。可是我們幾乎不在乎在路邊攤上吃到的東西到底乾不乾淨。我們生病時，會希望可以透過私人關係求得名醫靈藥，我們相信這是有利的。可是與此相比，我們幾乎在環保衛生立法上的關切幾乎是零，任由不乾淨的空氣、雨水、飲食、噪音斨害我們的健康。由此看來，健康不健康不是科學問題，是文化偏好的問題。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美國。眾所周知，美國人好像重視人身安全，可是美國父母幾乎不會安慰或照顧一個跌破皮的小娃娃。美國人好像愛好自然，可是美國人不愛用窗戶裡吹進來的自然風來調節空氣，而寧願開空調。美國人好像愛好環保，可是在陽光充足的加州與乾燥的猶它，他們仍寧願用耗電的烘乾機而捨曝曬或晾乾。
注重安全與健康、愛好自然與環保，這都是一些抽象的理念，這種理念可以是普世的。可是這些看似簡單而客觀的理念之落實卻完全因文化而異。
大二時修過一門文化人類學。課上學過什麼幾乎都忘光了。唯一記得的是一副畫面：一個非洲土人讓族人在他光禿禿的頭皮上割出一個複雜的圖騰造型。儘管當時他已鮮血淋漓，可是神情卻異常安詳自若。這樣看來，幾乎連什麼是生理上的痛苦也是由文化決定的(?)。
我始終有一種想法，所謂人生而自由的真正意義就在於沒有什麼是對我們來說是絕對不變的，人的自由在於人有完全的能力去選擇一種心態的去面對外在既存之事物。這點上，我是存在主義的服膺者。相較之下，政治哲學裡所謂天賦人權、自由權利云云，全是些一相情願的鬼扯。「人生而自由」？誰告訴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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