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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交報告的時候
又到了交不出報告的時候
我承認
有一大部分是我自己的責任
如果更用功一點
如果英文更好一點
或許就不會這樣頭腦空空
可是
我同時也想抱怨一下
我真懷疑我們寫報告的意義到底何在
有時候我真的認為
若沒有一點偏執與傻勁
幾乎不可能寫出一篇報告
譬如說
國際關係裡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辯持續了幾十年
多少學者投注多少時間精力以求能突破那怕是一點點的理論瓶頸而尚難有所得
怎麼可能輪到我這樣一個後生小輩來說三道四呢？
再說
一篇好的社會科學的論文
不可能只有理論架構而沒有empirical observation的佐證
但是究竟什麼觀察可以稱得上是完全客觀的呢？
似乎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的唯一個共識就是：沒有客觀的事實
就算我們相信有一種取得最沒有偏見的對事實的描述與詮釋的方法
其可能性又是多少呢？
一份問卷能在多大程度上如實反映受訪者的想法？
我們要如何解釋, for example, 陳水扁為何能在2004當選總統？
是系統性的結構因素或是偶然歷史事件在發揮作用？
政治菁英的個人特質與集體群眾性的心理、社會、文化因素何者更重要？
可以單純的看做台灣一地內之事件嗎？ 還是外在的國際環境也有影響？
這些也就算了
更困難的問題在於
你要如何取得經驗事實？
新聞？Blog個人新聞台？民調？來自朋友口中的內幕？街頭巷尾的五四三？
如何能確定不是以管窺天、瞎子摸象？
我們如何能找到一種立場、一個視角，使得「事實」得以就像我們眼前的一顆蘋果一樣，
由得我們慢慢細細的欣賞？
又
即使蘋果就在眼前，我們就真能正確理解她嗎？
牛頓看到的蘋果肯定就跟我看到的不一樣。
或許
我們更該進一步問
我們真有理由假設針對某一特定事件，就真的存在一個對應於它的事實真相嗎？
陳水扁當選為總統當然是一個事實（是嗎？），但是整個選舉能被當作一個事件而有一個真相嗎？
難道這樣一種事實不是被我們賦予其一個獨特的名字而進一步被想像、假設、建構出來的嗎？
就像Hume說的，人從不存在，而只是被想像出來的。
真的存在的只是無數的剎那之間的感覺、知覺、思想之集合。
順著Hume的思維，我認為與其把04年的總統選舉當成一個事件而有一個相對應的表象之後的真相，不如當成一個由億萬事件所構成的一個經驗現象。
所以
與其問「陳水扁為何會當選？」
倒不如問「大蕃薯為什麼會投給陳水扁？」
更不如去問「像大蕃薯這樣一個物種為什麼在某年某天某時緩慢的用右手將沾滿墨水的筆蓋在陳水扁這樣一個人的頭像上蓋了一個圈呢？」.....
顯然
正因為這樣的問題可依其係密的程度無限類推下去，
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最後的問題
也因此找不到一個最後的答案
也因此「陳水扁為何會當選？」這樣一個問題會變得無解。
亞里斯多德早我們兩千多年就說了：政治學只能是一種不精確的學問。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社會科學十分無聊、而喜愛哲學的原因。
哲學裡當然也有客觀與偏見的爭議。
但因為哲學的對象是最單純的人、方法是單純的邏輯演繹，目的是真相，而不會為強求實用效果而與似是而非的假設妥協，使得它爭論得焦點都變得十分絕對且明確。
你不用仰賴報紙、新聞、書本、統計資料、實驗室、電腦，
從早晨的第一個哈欠到睡前的最後一泡尿，全都是哲學的素材。
雨灑在街上、小娃娃的哭、花的謝、賣豆漿的歐巴桑的一句話，都暗藏了哲學。
莊子說：道在瓦罐屎溺。果如是哉？
然而
寫一篇哲學報告也不見得就不是件荒謬的事。
亞里斯多德的已經被學者研究了兩千多年，洛克的也有三百多年了。
這時，如果我相信我能寫一篇有新意有意義的報告，其實就表示我心裡藏了個不敢說出來的念頭：「以前那些學者全部都是他媽的白癡，多虧這世界上有我，指點出他們看不到寫不出的東西。亞里斯多德終於可以死的瞑目了。」
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能，畢竟古典物理學也被相對論推翻了。
可是，人文學科可能這樣嗎？
除非，我們能找出某些結構性的原因來解釋Pericles時的希臘人與陳水扁時代的台灣人有本質上的不同，所以亞式的理論是不適用的。
亦或是，某些深層的原因阻礙了過去西方人正確認識亞里斯多德的途徑，而這阻礙在目前的美國文化裡是不存在的。否則，我們又如何能夠宣稱有更強的能力去發掘亞里斯多德的真面目呢？
J.O.Urmson是著名的亞氏專家，他在他的書的序言上寫說，他念亞的倫理學達三十年，而每次念後都有新的所得。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套用一個希臘人的觀念：凡是會變化的都是不確定而有可能湮滅的。作為一個非讀他的書不可的讀者，我很擔心Urmson先生在念了五十年的倫理學之後說：我二十年前對亞的理解全是錯的。
話說回來，老師們對一個研究生的報告可能要求並不多，所求者不過在顯示你對現有學術圈裡文獻的理解與掌握而已。因此，寫一篇報告的目的不過在於逼迫你好好唸書。而一個argument只是另一種形式嚴格的summary而已。然而，既使這套標準可以用在研究生身上，肯定不適用博士論文或教授的作品。我那個教Locke的老師很坦白的說：Write something provocative, provoke them, then you will have some more readers. 這或許是一個好方法使你成為一個能賺錢升等的教授，但這是我們念Locke的目的嗎？
於是，還是一個老問題，「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什麼是讀書的目的呢？
蘇格拉底說一切德行的根本是知識。亞氏說，從事對永恆而必然之事物的沈思帶給人最大的快樂。然而，理性真有那麼神聖的地位嗎？沒有知識的人就不道德嗎？還是他們對道德採取一種過高的標準呢？為什麼一種道德行為必須以理性思維作為必要的前提？
中國人有點不同。對孔子而言，知識似乎是德性之外的綴飾。所以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而已學文。」然而，少了知識作為一種保障，我們如何確知德性是什麼？ 莊子更瀟灑：「吾生也有涯，而之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以。」於是才有五柳先生的「讀書不求甚解」。可是，莊子怎麼可以期望一個沒有知識的讀者瞭解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他如果沒有知識又怎能說出這句話呢？於是好像不得不陷入一種弔詭。
扯遠了
唉
與其這裡書空咄咄，為什麼不去念Urmson寫報告呢？
還是陶淵明比較爽，種種花，看看山，多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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