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都對某一政治人物有些偏好。然而，很不幸，我的偏好可能與別人的偏好衝突。不僅如此，隨著時勢的推移，我們的偏好會遇到來自「事實」的挑戰。令人頭痛的是，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對我們那種即使已經被「證明」為錯誤的偏好仍然不願意放棄。
這樣的一種打死不認錯的立場，看在另一個具有相反之偏好的人的眼裡，是一種愚昧、頑固、本位主義、一種與理性相反的東西。這樣的人與這樣的立場應該被譴責、被再教育。
當我們對這種不認錯的立場做出這樣論斷的時候，我們把這種立場歸因於一種主觀情感或意志作用下的結果：「因為他心底已經支持馬英九了，所以無論馬英九做了多大的壞事，他都不會認為馬英九是壞蛋。」
這樣說大概沒有錯。但我們也該考慮另一種可能，即，造成這種立場的因素純粹是一個理智上的判斷問題。這裡面牽涉到的困難不是一個「我願不願意改變我的信念」，而是，「如果我已經願意改變信念，我需要哪些客觀的知識來判斷我舊有的信念是錯誤的呢？」
把這問題放在我們對於政治人物的偏好之上，這問題就是：「我目前相信『某甲是好人』。但根據我對人性與世事的瞭解，我同時也相信『某甲是好人』可能是一個假象。因此，我隨時準備放棄『某甲是好人』這個信仰。然而，在哪些條件存在的情況之下，我才能有充分的理由去否定『某甲是好人』呢？」
實際上這是一個我們幾乎天天在面對的問題。但並不好回答。
亞里斯多德在倫理學裡對「德行」(virtue)之定義的討論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示。他在一串繁瑣的討論之後大致達成以下的結論。德行不是一種觀念(idea)，因為我們不會因為一個人在心底想要做好事，但因為懶散或無能，因而從未做過任何一件好事就稱讚他是好人。德行也不是一種行為(action)，因為我們不會因為一個壞人某天突發奇想的做了一件好事就稱讚他是好人。經過排除法，亞氏說德行應該是一種人格的狀態(the state of personality)，也就是說，一個好人是指一個具備有意願去好事之性格的人。根據這樣的定義，個別的觀念與行為不可能是有德的，因此有德的觀念與行為(a virtuous idea and action)之概念並沒有意義。只有人才能夠成為有德的(a virtuous man)。
理論上這樣說好像通。但實務上就有問題了。如果我們不能從個別的行為來判斷一個人有德與否，那麼我們又要怎麼判斷一個人是否具備有德的性格呢？
這個問題若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身上還容易解決。若是你的朋友跟你約會總是遲到、講話總是不算數、欠錢總是不還，你大概可以判斷他不是一個好人。
但這也未必。因為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做了很多小小的壞事，然後經過加法的計算就說這個人是個大壞蛋。有些人或許生活習慣不好，但這不表示他本性不好。或許那天當你身陷火場的時候，他會奮不顧身的衝進去救你。同樣的，也有人總是翩翩衣冠、溫良恭儉讓，但當你們一起去夜遊遇到強盜時他第一個溜掉。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這些或許點出一個簡單的問題：即使排除個人主觀好惡，我們在判斷一個人的品行時也有實際上的困難。
把這問題套在我們對政治人物的看法身上，就更複雜了。有可能是媒體不公。有可能是他手下執行不力。有可能他被同黨排擠。有可能他被對手陷害。有可能他家人逼迫他做壞事。有可能僅僅是他時運不濟。也有可能錯在我們自己，可能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有根本上的問題，可能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要求太高了。
在種種複雜的變因的干擾之下，很自然的，如果我們願意，我們有理由不根據某幾項個別不利的報導去放棄一個我們對某政治人物的信任。
再談另一個問題。就算一個政治人物曾經犯過錯，這就必然表示他不會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嗎？
唐太宗在玄武門之變中殺了他的兄弟，逼退他的父親，大有違孝道。但他卻是中國史上一流的好皇帝。有人說，正是因為他犯過錯誤，所以要努力彌補。彼得曾三次不認耶穌基督，但他卻是基督教早期發展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人都會犯錯，政治人物當然也不例外。承認錯誤可以讓一般人改過向善，對政治人物來說也是一樣。放在今天，我們或許可以說，做過職業學生或廖北阿的也可以是總統的好人選。
此外，有缺陷的人也可能可以是成功的政治家。羅馬皇帝Claudius生有殘疾，不符合羅馬人對皇帝之英雄氣概的期待，所以他從小就沒有被培養為一個政治家。當他的兄弟都在參與政治鬥爭與殺戮時，他在唸書。當他莫名其妙當上羅馬皇帝的時候，眾人都還瞧不起他。但出乎意料的他成為羅馬史上少數的好皇帝之一。可見，其貌不揚的秘雕也可以是政治天才。
因此，我們就不能再根據政治人物的某些錯誤與缺陷來全盤否定他。很不幸，這樣一來，這個本來就已經複雜的問題就變得更複雜了。
以上所說的，都還是在假設我們的社會對於一個人的是非善惡已經有一套清楚的標準之後再來談個別案例的判斷問題。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都還不能清楚的辨別一個人的善惡，那就更不要說今天我們社會根本沒有這套被普遍接受的標準。我們連總統夫人該不該上班這樣一個小事上都沒有標準，自然就遑論去評斷一位總統的優劣。
人的七情六欲會影響我們對他人的態度。我們的生長環境又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的政治立場。這是誤導我們對政治人物做正確判斷的一大障礙，但卻不是唯一的。除了情感的干擾之外，還有理智上做客觀判斷的困難。建立一套抽象客觀的價值標準或能有些幫助，也是我們最應該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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