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不過，老爸，我知道你比較關心中國的各種投資機會，華視傳媒聽起來也很有意思。但是，我對投資中國，或者說對中國這個投資概念，不是很看好。所以，不管具體的公司好不好，我總體上對投資中國不是太樂觀。」
父：「為什麼呢？」
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喜歡中國社會的組成方式，或者說社會結構的構成基礎。讓我最不喜歡的是中國人只認血緣關係，認親情，不認其他的。比如，像你家裡和媽媽她家裡的人，誰都只認親戚，除了親緣之外就不太相信人。我說我不喜歡表妹，媽媽就會說，你怎麼不喜歡表妹？她是你的親人，你們身體裡流的血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比這更親了，所以，你應該喜歡她。」
父：「媽媽說的對，你是應該喜歡她。長大後，你也會發現，最後只有你姐姐、表姐、表妹、堂兄和堂妹這些親戚是永久的，你跟他們的關係總是很特殊，而且是怎麼也改變不了的，因為你們天生就有了這種親情。」
女：「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媽媽強調的是，不管我的堂姐、表妹是好還是不好，人有意思還是沒有意思，不管跟她們是否談得來，夠不夠交朋友，交流時有沒有興趣火花，有沒有心靈上的默契，我都必須喜歡她們，沒有選擇。為什麼有了血緣關係，我就必須喜歡她們呢？這跟交朋友不一樣，因為交朋友時，我有選擇的權利，喜歡、談得投機我就交朋友，覺得對方人很好我也可以交，但這是完全自願的選擇。我真不認為，我跟表妹、堂姐有血緣關係，就必然意味著我跟她們能合得來，相互能有默契。這不一定的，甚至我覺得自己交的朋友更有意思，更近。」
父：「你說的有道理，但這的確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是人類自古以來就面臨的信賴基礎的問題。短期內，你可能覺得自己主動交的朋友很合得來，也更近。可是，時間久了之後，也許你會發現，朋友間的關係往往難以長久，也就是說，正因為雙方都能自由選擇交友，也當然能自由選擇解散。久而久之，這可能造成某種人際關係上的不信任感。
「相比之下，血緣關係是沒有選擇的，是生來就有的生理關係，抹也抹不掉。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沒有選擇的關係可能反而使親戚間的關係更可靠，因為其信任的基礎是無條件的、永久的，這就使親戚間的互相幫助的基礎更牢靠了。這就是為什麼在傳統社會裡，在解決人際間信用交易的制度架構還沒有發展出來的時候，人們更多依賴血緣這種天然的東西，來強化人際關係的信用基礎。所以，在中國有了儒家文化，強調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家族結構，並以此來組織整個的社會結構。」女：「可是，為什麼在美國，整個社會關係不一定由血緣決定呢？我不是說血緣關係不重要，但不該是唯一決定人際信用基礎的東西。在美國，血緣也重要，但不是決定一切的東西，我的經歷告訴我，在許多情況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值得信賴，值得尊敬，值得交朋友。換個角度講，即使有血緣關係的人，也不意味著我必然會喜歡她、信任她並跟她親近。」
父：「這跟美國社會的法治發展有關，特別是跟基督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有關。正如你知道的，教會裡有教友，也有教父母，他們跟你沒有血緣關係，但因為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上帝面前屬於同一個家，只是那個家是以信仰為基礎，而不是以血緣為基礎。正因為這一點，在美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之間，陌生人之間，也照樣可以有信任，有長久的友情，這樣，血緣才不一定是一切。我也同意，由血緣建立的社會結構不一定是最優的，只是多數社會還難以發展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不過，如果社會中只有親情才能信任，那麼，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就很難進行了。」
女：「這就是為什麼我對投資中國不怎麼看好的原因，因為公司做大的過程中必然要雇用很多人，彼此間必然有很多的合作，也就需要很多的信任，你把錢投給他們也需要很多信任，而雇用的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是跟自己有血緣的人。那麼，在這些公司擴張、招人的過程中，如果大家、整個社會的人只習慣相信自己的親戚，他們怎麼可能相互間合作得好、信任得好呢？在這樣以血緣組建的社會結構裡，很難發展出真正成功的規模性大公司。」
父：「不過，隨著中國的法治發展，情況會改變的。」
女：「另一點讓我難以接受的是，中國什麼都以年齡決定，幹什麼都得論資排輩。我不明白，出生的早晚，對一個人的地位和影響力會如此重要？比如說，在中國，大人從來就不會把小孩的意見當回事，小孩跟大人講話時，大人從來就不會真正地聽，大人完全把小孩排斥在他們的世界之外。有時候，中國的大人裝著聽小孩講話，但實際上從來不會真聽。在美國，就不是這樣，小孩的意見經常會被接受。在中國，不管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都以年齡來定其言論的重要性。為什麼一個40歲的人必須聽從50歲的人呢？為什麼小孩的意見就不能聽呢？」
父：「在傳統社會裡，沒有大學教育、沒有許多書面傳授的知識，人們都是靠經驗來做判斷，基本都要靠每一代的親身試錯來領悟世間的事物；再加上那時候的社會和生活狀況變化很慢，沒有太多新事物、新技術，所以，年紀越長的人，經驗就越豐富，就越有智慧，大家多聽他們的沒有錯。
「不過，到今天大變化的時代中，隨著新技術的不斷出現，社會生活與工作的範圍也在不斷拓展、延伸，老年人的確不能像年輕人那麼快地追趕時代，對許多新鮮事、新技術可能根本無法入門，對異族、對他人社會文化的瞭解可能也無法與年輕人比，所以，你說的對，在今天的世界上，年齡已經不是能力和知識的標誌，兩者的相關性甚至已經是負的，越老的人可能對現在的世界越不懂了。小朋友對新技術、新文化的瞭解和接受力反而最強。」女：「尊老愛幼，有它的道理。但是，不能說為了尊老就可以隨意地損幼。媽媽說，大人說話時，小孩不可以還嘴，不可以插嘴。但她怎麼不說，小孩說話時，大人也應該聽，也不能還嘴、插嘴呢？長幼之間應該是一種平等關係，不可以不尊重小孩。在中國社會，小孩、甚至年輕人沒有發言權，不受到尊重，使得整個社會缺乏活力，不容易有創新，也不能培育全社會的思辨能力。處於這樣社會裡的企業，其長久投資潛力怎麼會很高？還有就是，中國社會過於勢利。如果一個大人告訴我，『張三這個人很好』，當我問他『你為什麼覺得他很好』，他會說『因為張三上次幫過我』。也就是說，中國人在判斷一個人好壞的時候，更多是看這個人有沒有給過我好處，而不是看這個人本身怎麼樣。我的感覺是，中國人看到的不是別人這個人，而是利益。」
摘自：「二十四堂財富課：陳志武與女兒談商業模式」
前一陣子有一個機會與一群長期從事政治工作的前輩吃飯。其中一位的一席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雖然我的理解與他講話的主旨完全不合。這號人物也算有頭有臉的，上過Call In節目，聰明、口才好、見聞廣博、歷練豐富，目前還在某大學教書。席間他痛批我們的總統人格卑鄙、手段低劣，一心只想要獨攬大權、賣台求榮，而且指證歷歷。雖然我不太清楚事情究竟是不是這樣，但聽起來好像挺有那麼一回事的。後來，他又提到他正在處理的一場官司，法官認識他，又與他的政治立場相左，因此處處刁難他。他仔細的分說如何引經據典，最終讓法官啞口無言，還給他正義。鑑諸最近一陣子司法亂象叢生，我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他。但我真正有興趣的是一段他不經意帶過的話提。他跟另外一位同樣負有大學教職的同事在感嘆，做一個好老師並不容易。他說到，有一次一個碩士生要口試，他認為那學生論文寫得很差，不認為他有資格過關。然而，就在前一晚，那位學生的指導老師打電話給他說「學弟，我知道這學生的論文寫得不好，但你就讓他通過，過了之後，我會再要他慢慢修改。」引述完這段話之後，他向在座的人說：「拜託，學長都這樣打電話來也，我能不讓這學生過嗎！？」Well，對我而言，答案揭曉了。如果一個大學老師如果可以礙於人情讓一個不合格的學生取得碩士學位，那為什麼一個法官不可以因為黨派不同而亂判案？為什麼一個總統不能因他的意識型態而刻意打壓不同意見者？這三者所影響的範圍與深度或許不同，但背後的合理化原則都是一致的，即，把各人放在普世的價值與制度之上，把私人人際網路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簡單說，就是公器私用。然而，不是只有總統才有公器，也不是只有敵對黨派的人士才會徇私舞弊。真正的問題在於，只要有機會，你、我都會這麼幹。而且，就算不是順理成章，也是情有可原。所唯一不同的是，為了敵人圖利是貪贓枉法，為自己人圖利是友情、義氣的展現。今天，他可以看著學長的情面為學生放水。明天，學長就得為了還他人情在計畫審查或升等審查時放水。靠師長庇蔭而取得資格的學生當然也不會忘了投桃報李。就算不出於感恩，也出於精密的算計。待他取得學位後，務農的父親會要他奉送上一盒當季採收的最大最甜的水蜜桃；有朝一日他成為警官，他會對超速被抓的老師網開一面；若是他成了醫生，他會為老師的表叔安插床位；如果他成了律師，他會在法庭上羅織罪名、深文周納，羞辱刁難他的老師的敵人。等到東窗事發的那一天，已經位居顯要的老師、或是老師的學弟、或是他自己的徒子徒孫，不會忘了適時的伸出援手。於是，一切都很美好。為什麼結黨營私、裙帶關係、用人唯親、徇私舞弊、朋黨傾砸、私相授受等等政治上的「惡」在我們的社會中這麼難根除？答案很簡單，因為在私生活中，它們其實被我們當作一種「善」。陳水扁、吳淑貞、傅崐萁、薛香川等政治人物的斑斑劣行，其實都根源自我們常沾沾自喜的「庶民文化」。事實上，對一般人而言，影響更大、感觸更深、發生頻率更高的「惡」是群體生活中必須的規範對小我私生活的干預與限制。我們日常生活中四處可見的公共意志與權力的代表，在可行的範圍的都必須被衝撞、違反、歧視，例如警察的值勤、義務兵役、交通規則等等。在都市街道上公共空間的代表----騎樓----沒有不被私人理所當然的侵佔的。由此看出，在台灣，表面上看來的政治問題其實有深層的社會文化根源。說真的，台灣政治再怎麼亂，還是有點章法可循，政壇裡還看不到真的目無法紀、燒殺擄掠的惡人。真正的問題只是在於所有的理想、價值、原則、制度、法律一碰到至高無上的小親友團體，就得打折、轉彎、低頭。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文化問題，社會結構問題。有趣的是，小親友團體雖然阻礙了公平、正義的普遍實現，但它也反過來透過親情倫理束縛了惡人，因而維持了社會的基本治安與穩定。只是這又是後話。台灣的民主化、現代化、西化已經走道了瓶頸。就制度而言，該有的民主法治，雖不完備，但也都略具雛形了。但是，根本的社會結構與心理文化不改，整個國家就不可能在民主、法治、公平的路上繼續前進。中國社會結構中的小親友團體是個千斤巨石，就算你是一台法拉利，被它壓著你也跑不快。我們必須把這巨石砸碎。但這卻是極難的工作。因為，政治評論誰都會，反正只需動動嘴、寫寫字、罵罵人。雖然過去十幾二十年的政治經驗告訴我們，批評與抱怨是無效的，但它們確實發揮了一個很好的發洩效果。失敗的政治危害雖廣，但分散到兩千多萬人身上，每人分擔的苦果甚少。但如果我們真的看清問題的所在，改變的關鍵就在於我們身上。我們必須從生活中的每一個點滴開始做起，從與你的家人親友的應對做起。當然，那是一種無法承受的重。所以，我們選擇繼續裝聾作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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