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下午回去新竹中學找史老師打球，順便聊聊天。史老師告誡我：「不要整天談這些政治問題。你們要知道，像台灣這樣的政治問題，在歷史上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都在發生，根本不是某一個人某一件事的對錯的問題。你們要去多瞭解世界文化史，才知道每個時代每一個地區的人到底在面對什麼問題。要培養哲學能力，才不會被眼前亂七八糟的事件給牽著鼻子走。」
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話。但是老師的話總是有幾分道理。我還是乖乖的去唸書吧。於是我去念一點歐洲歷史。看著看著，居然又看到跟台灣政治扯上關係的一段。
羅馬帝國衰弱之後，整個地中海地區騷亂數百年之久。其中，五世紀初的時候，義大利半島在東哥德王狄奧多理治下享受難得的三十年和平與繁榮。狄奧多理為正之道的要訣之一，就是採取折中之道。首先，他帶領日耳曼蠻族佔領義大利，卻不專斷，反而尊奉羅馬皇帝的正統性，因而贏得義大利人民的擁戴與東方皇帝的信任。其次，他雖然自己信仰基督教中的異端，亞略安派，卻對正宗的基督教完全的容忍。據說，他說：「我們不能強制推行宗教，因為任何人都不能被迫相信。」
狄奧多理這句話讓我又想起了在將近一千年後面對宗教改革時的動亂的歐洲。在法國，1589年登基的亨利四世，信新教。為了化解國內的天主教勾結西班牙而形成的反對勢力，他毅然在1593年皈依天主教。並在1598年頒佈「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Wantes)，給予新教徒完全的信仰自由，自此化解了法國境內的宗教問題。
與法國類似，英國的伊莉沙白女王也採用同樣寬容的政策。她出身新教，1559年頒佈的「信仰歸一法」(Act of Uniformity)雖然要求全國教會統一採取英國國教的禮拜形式，但是在教義的解讀上非常寬鬆，讓其臣民各取所需，使得天主教徒在加入國教時，不用在良心上承受太大的煎熬。從此英國也沒有太嚴重的宗教問題。
英法兩國的例子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兩國都有來自新舊兩方面的極端份子不願意加入妥協改革之後的教會。但這些人相對來講總是極少數。
在台灣，我們有機會看到這樣寬容的大和解嗎？
當然，和解不是簡單的事，不可能一相情願的胡來。不可能在一個朝夕之間就由一項政策完成。
就規範層面來看，我們首先得確定兩套信仰都各有其可取之處。若是爭執之兩端其中一方在法理上、道德上都明顯是對的，那妥協和解就是不是寬容，而是懦弱。人似乎不應該為了眼前的苟安而逼迫自己的良心讓步。政治不能只是現實利益的考量而已。放棄了理想性的政治究竟還有何政治可言，大有疑問。
然而，我們得非常小心。洛克提醒我們：無論我們多麼確信自己的想法是對的，也不能忘記一個事實：我們不是上帝，不是全知全能，因此我們雖時都有犯錯的可能。因為我們都有可能錯，我們不應該僅因為自己確信某些信條，來據以攻擊他人。
或者我們還應該問，我們心中所肯定的觀念或信仰，果真是有理想性而符合正義，還是只是基於歷史、地理、風俗、宗教、甚或政治宣傳之影響，而習以為常，卻並不能通過真正嚴格之理性與良心的檢驗呢？
譬如說，在美國，研究顯示一個人的政黨取向絕大多數是由其父母的政黨取向來決定的。同樣的，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的認同對象或許也與其父母的一致。如此一來，無論我們找什麼漂亮的論證來支持我們的看法，那充其量都只是一種修飾性的彌補，根本稱不上是一種我們發自自身之良心理性的對價值之選擇，而只是一種文化基因的命定。這樣的爭辯，無關對與錯、是與非，本質上就是不必要的。無論我們再如何攻擊對方有虧於義理，也都沒有什麼意義了。
就實然面來看，主持者是否有政治實力是一大問題。寬容妥協的政策不僅要面對敵人對你的動機與誠意的質疑，更要面對同志對你的背棄理想、為德不卒、婦人之仁的攻擊。在政策上是否有夠靈活柔軟的操作技巧，也是一大問題。
譬如說，中國/台灣認同究竟要如何妥解？南台灣北中國？一三五台灣、二四六中國？既台灣又中國？既不台灣也不中國？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歐洲的宗教問題之解決之所以可能，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宗教已漸漸被民族國家給取代，而不再是人們生活的重心。一種世俗的、客觀的世界觀的興起，轉移人民對於人生之彼岸之種種的信念與堅持，於是乎無論新教舊教究竟是誰對誰錯，根本已無關緊要。同樣的，那麼對於我們來說，是否唯有在超越民族國家這樣既有的思考模式之後，我們才能覓得一套妥協之法呢？
當然我們不是要馬英九、蘇貞昌、謝長廷這些可能的台灣未來的領導人會在執政之後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而是說，不論我們自己有著什麼樣的理念，也都應該考慮一下別人也可能有相反的理念。這理念或許建立在不同立場之上，但可能同樣值得我們學習、反省、甚至進而接受。或是雖然這理念不值一文，但卻值得我們同情或包容，只因為我們都是人，都要生活在一起。讓想法不同的人也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台灣，讓彼此都舒舒服服的喘口氣，不是很好嗎？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