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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在寫東西的時候，或是想要寫東西的時候，我就試著在我腦子裡搜索一些在過去的「國文」課中學到的東西。很遺憾的，或許我記憶力不是很好所以忘的快，可是我真的不記得我以前的諸位國文老師教過我怎麼寫文章。作者的生平、文章的題解講的很多，成語也背了不少，但若要問那些精挑細選出來的文章為什麼是好文章、好在哪裡，而我們又要怎樣寫一篇好文章，無論抒情、寫景、立論，我真不太清楚。印象當中，只要錯別字不算太多，這篇作文可以算是成功了。
原本我對這問題沒什麼意識，可是在稍微瞭解一下美國人的語文教育之後，我漸漸可以體會到這種基礎教育上的缺失對我們造成多大的傷害。
在這裡第一學期交第一篇報告之前，我很緊張，還好知道學校有個「寫作中心」(writing center)，我就拿著我的稿子去那裡給他們看看遣詞用字有沒有錯誤、文句有沒有不通順。幫我校稿的工讀生大概檢查了一下我的文法文法，指出一些小錯誤，但大致尚可。接下來，他問我的一個問題令我非常吃驚。他指著一個段落問我：「你這裡是要說你想說的話，還是重述作者的原話，還是說你對作者的話的詮釋？你必需分清楚，作者的意思跟你自己的意思要分開，你可以批評作者，但是先得給讀者一個清楚的對作者原話的公正描述才行。」
這個概念其實沒什麼，我想大多數受過良好訓練的的台灣大學生都知道這點。但讓我震撼的是，在台灣，這個概念通常只出於一個認真的大學教授之口，落實在一個優秀的大學生的報告當中。而在美國，這似乎只是一個最基本的英文寫作常識。
於此同時，我認識一些在這裡學習英文的台灣遊學生。從我自己與他們的經驗身上，我大概漸漸知道美國人是怎麼看寫作這回事。說真的，文法雖然不能說不重要，但絕不是一篇好文章或是好論文的唯一標準。更重要的是你是否能讓別人清楚容易的知道你想要講什麼，以及如何說服別人相信你要講的東西。
所以，美國人對文章有很嚴謹到近乎死板的要求。譬如說，文章的第一句話要如何吸引讀者的注意，且要由這一句話讓讀者清楚掌握你接下來要講什麼。文章的第一段要把全文的綱要交代清楚，第一段的最後一句要有連結下一段落的效果。還有些看似奇怪的規定，譬如說文章的最後一段不可以有新的觀念或論點出現，而只能做最後的總結。至於要如何利用各種不同形式的事例來證明你的論點，絕對是最重要的環節，如何挑選利用何種形式的「證據」，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學問。
這些教條聽起來很古板僵化，很煩人。如果我沒記錯，高中的基本文化教材裡好像有大略講述一下這些技巧，可是大概是被我們斥為八股，不值一顧。
美國人大概是這樣想：你心裡想什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得有辦法正確清晰的向別人表達你自己。簡單說：你有讓別人瞭解你在想什麼的義務。這樣的要求不只是針對學術圈子裡的人，同樣適用於每一個用英文講話的人，包括來美國學英文的外國人。
事實上，語言不只是表達的工具，也是形塑思想的工具。我們若不能把心底想講的話講給別人聽，其實就表示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麼。除非你能證明你想講的東西不是語言力所能載的。因此，這樣的英文訓練其實也就是一種思考上的鍛鍊。
這樣的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我們在台灣的電視新聞裡看到那些受訪的一般民眾，不是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就是哭哭啼啼像瘋子一樣在攝影機面前歇斯底里的耍賴，要不然就是像流氓一樣指天罵地。真的能有條有理的講出些讓人聽得懂的話的真的是難得一見。在美國就不一樣了，每個人都能在群眾面前侃侃而談。
我的一個美國朋友是軍人，去年他晉升的時候邀請我參加那典禮。典禮中一個上校向晉升的學生與家屬演說榮譽感的重要，雖稱不上精彩絕倫，但也頭頭是道，鼓舞了在座的氣氛，燃起了大家對美軍的憧憬。在我當兵的那段日子裡，我沒見過一個國軍的上校有這種功力的。
顯然，這樣的訓練到了學術圈就更見其必要性與豐碩的成果了。每一篇傑出的論文其實就是作者與其他學者的對話。他先得總結過去的研究成果，分析他們的優劣與不足，再提出自己的論點與證據。對這篇文章不苟同的後繼者，可再撰文辯駁。而他之所以能反駁，是因為前者有清晰可辨的論點：假設、理論、現象、論點、證據、利弊得失，一條條清清楚楚。如果前者寫的模模糊糊、天昏地暗，後者縱然要辯也無所辯之。學術的進步，就是在這樣有體系的對話之中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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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這種對語言的把握的能力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是一種靠溝通、說服、妥協來完成的政治過程。在法庭裡、公民大會裡，語言決定一切。亞裡斯多德在「政治學」裡指明說，人不同於動物而能組成政治社群，其一就是因為人有語言。因為語言能表達出苦與樂，因而能說明義與不義。這大略可說明為什麼，在近代以前，「修辭學」一直是歐洲一個文雅的知識份子必定得學習的標準科目之一。
反觀台灣，我們的民主就是一種用謾罵與口水取代語言的民主。深究其原因，或許並不一定是因為政治人物缺乏善良的「動機」，而可能是他們真的沒有使用語言的「能力」。往好處想，這些政客的本性並不見得就像我們想像的一樣糟糕。往壞處想，如果我們政府還一直繼續忽視中文教育，台灣的民主大概也不可能有什麼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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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反過來說，美國這種英文寫作的要求是否有一天也可能像中國過去的八股文一樣扼殺了明清兩代知識份子的創意與想向呢？客觀上我沒辦法預測，但主觀上我相信這不是不可能的。為什麼我一定要去研究別人已經說過的話？為什麼我一定要用別人聽的懂得方式來說我想說的話？為什麼我想說的東西的價值一定得由別人已經說過的東西來衡量？這裡面有很多預設的立場，而且不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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