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女士有一篇題名「中國文化是一個髒字」的文章，說的是傳統中國文化在經歷劇烈的政治社會變動之下，一方面失去了凝聚、激勵、規範民眾的力量，一方面又被扭曲來為各種政治利益服務，以致於看似崇高的價值其實迂腐髒污。其實在我們的社會裡，那些從西方引進來的文化概念又何嘗不是如此？你若是仔細看一看我們社會上流通的語言中是怎麼去用「理性」這一個詞的，你就可以發現「理性」若非一句用來自我吹捧的話，就是用來罵人的話。總之，它是一個髒字。其他的概念，如民主、自由、正義，被用來批判、譴責、攻詰的多，用來自我要求的少。
會這樣說，是因為你可以很輕易的發現，台灣人基本上只會說「某某不理性」，但絕不會認真的去討論「理性是什麼？」。若是我們運氣好一點，看到一篇素養較高的讀書人的文章，裡面可能還會對「理性」有一點比較積極正面的介紹。然而，這些介紹通常滿粗陋的。譬如說，「理性」很可能只是在辯論時能保持冷靜、能虛心接納別人的意見，如此而已。更嚴謹一點，他們會說的「理性」可能是一方面要確保我們所知道的資訊的正確性、二方面是在思考討論時要力求邏輯的合理，等等。
沒錯，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關於「理性」一詞的定義都對。但是，如果我們對「理性」下一個這麼簡單的定義，恐怕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人類有史以來，無論年代、無論種族、無論文化，任何一個人稍有文化的人都能有這些素養。就像一位研究傳統非洲社會的學者K. Wiredu說的一樣：「廣義的來說，基本上這世界上每個社會、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他都知道餓了要吃飯，要避免危險，不然都根本就生存不下來。」(Charles Freeman, "Egypt, Greece, and Rome," P.145)。然而，我們當然不會說非洲的原始部落是一個理性社會，也不會說理性在希伯來文明或中國文明中有很關鍵的地位。
我們真的想說的「理性」是西方的，是從希臘開始、經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一路傳下來的那個東西。但是，其實我們對這樣的「理性」幾乎是無知的。
對那些真正認真嚴肅的把「理性」當作一回事的西方人，必然都知道「理性」究竟有多複雜、多困難。若說人都有「理性」，那是否表示任何正常人都可以僅僅靠著自己的思考推論出所有知識？如果「理性」是普世同一的，那是否有「理性」的人都會有普世同一的思維與情感？「理性」有極限嗎，它能讓我們認識所有宇宙的奧秘嗎？如果人真的有「理性」且如果宇宙真的是依「理性」而建，為什麼到今天我們的知識還很有限？「理性」要怎麼與我們的感性、情慾、直覺、性格、意志種種其他好像也是人天生就有的官能調和？我們的知識當中究竟有多少是由「理性」得來的呢？
具有「理性」的人是否就必然不會相信那些神秘不可知的東西？「理性」要求我們放棄宗教信仰嗎？是不是有可能當我們越是「理性」的時候，當我們越能發現人之渺小與宇宙之浩瀚複雜的對比最終竟引導我們去承認一個終極之大能之造物者之存在（想想Socrates, Newton, Kant與Einstein）？或者，當人們相信「理性」可以用來取代傳統、習俗、教義與教會以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此生的生存環境時，「理性」其實也是一種宗教信仰？
數學被認為是「理性」思考的典範，清晰、精確、普遍、永恆。但在人的經驗世界當中從沒有一種東西叫做「圓」、「點」、「1,2,3...」。那麼，是否數學之「理性」必須以人的想像力為基礎？邏輯也是「理性」的典範，但邏輯只處理推論的過程，而不討論定理公設之來源。牛頓運動定理以Ether之存在為前提假設，但Ether後來被證明不存在，但牛頓定律依然有限有效，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自從西方人有了「理性」這個概念之後，這些問題就無一刻不困惑著他們。他們大概都會很訝異天縱英明的台灣人可以如此輕鬆而肯定地討論所謂的「理性」。
我們來看看希臘吧。全世界的人都公認希臘文化是西方「理性」精神的泉源，然而若是我們仔細的去追究，可以發現「理性」其實是以一種非常曖昧不清的狀態存在於希臘文化之中。585年前後，Thales說的一句話「宇宙都是水做成的」讓他被尊為西方哲學之始祖，因為他的話反映了人類開始試圖用一個統一的理論來解釋整個宇宙的組成結構。然而，明明這個可見的世界有水有河，但也有山有天空，那麼，說「宇宙都是水做成的」的人到底是天才多一些還是瘋子多一些？明明我們看到摸到聽到的世界是多元多變而複雜的，為什麼希臘人認為我們應該試圖去尋找一個能解釋世界之全部現象之單一原理呢？
另外一個常讓崇拜希臘之「理性」精神的人津津樂道的故事是德爾菲的神諭"Know yourself"。他們說這句話反映了希臘人終於把思考的焦點從神秘不可知的事物上轉移到現實人生上，這是一種「理性」的昂揚，文明的進步。這樣說或許沒錯。可是，別忘了，既然這句格言出於神諭，那就表示這種「理性」精神的開端卻是神認可贊同的。那麼，這樣一種基於對宗教之敬畏之心而萌發之「理性」，還能算是一種真正的理性嗎？
再從現實政治上考察，我們發現在整個古典時代，希臘人始終對一些現代科學精神不能苟同的觀念深信不疑。這些觀念幾乎害慘了他們。480年，波斯人傾全國之力發動第二次對希臘的征服戰。就在波斯大軍進逼希臘本土的時候，斯巴達人以他們必須恪守宗教儀式為名拒絕出兵防禦，最終讓留守Thermopylae隘口的斯巴達王Leonidas與他三百士卒留下壯烈的故事。
雅典人的迷信更不遑多讓，甚至幾乎讓迷信毀了他們的城邦。415年，蘇格拉底的小男朋友Alcibiades帶領聲勢浩大的雅典艦隊出征西西里，然而在雅典城之內隨後發生恐怖的獵巫事件，並要把Alcibiades召回受審。Alcibiades畏罪潛逃。之後，雅典遠征軍改由名將Nicias指揮。碰巧，在一場關鍵的撤退行動中，發生月蝕。Nicias徵詢祭司後，下令大軍繼續駐紮27天。這27天給人敵人充分的準備時間，27天後雅典軍幾乎全軍覆沒。Thucydides形容西西里遠征是整個柏羅奔尼薩戰爭中最慘烈的一場，並間接導致雅典最後的投降。然而這場戰爭之後，沒有一個雅典人怪罪Nicias，只為他挑了一個不稱職的祭司感到遺憾。
幾乎在同一個時代的中國，有魏文侯派西門豹治鄴的故事，於後世傳為佳話。我們難道要說當時的中國人比希臘人更「理性」？
撇開社會大眾與政治現實，我們來看那個時代中最頂尖的思想家的「理性」。蘇格拉底以智慧著稱，但其智慧之證據在於他承認自己的無知。他愛不斷用反問法詰難人，但自己從來不在任何問題上給一個肯定的答覆。他是「理性」主義之父，但，據我所知，他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從沒有給「理性」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似乎，在蘇格拉底心中「理性」並不是一個明確固定的概念，而是一套我們追求知識時的審慎態度與思辨方法。
然而，柏拉圖好像把他老師的「理性」推升到一種超然之形而上的層次。他無條件的把「理性」當作最高的價值。那是整個宇宙之秩序所在，是人性共通的道德之皈依。然而，當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告訴我們「理性」是一切價值的泉源的時候，卻也沒有明示「理性」到底是什麼。我的理解是，對柏拉圖而言，「理性」不是用來指涉某一套、某一個價值的詞彙，而是用來表達一種人類對所有可能之最高的理想境界之想像之集合體。所以，「理性」很難被描述，更不可以被簡單的予以定義的東西。矛盾的是，在柏拉圖給了「理性」一個這樣崇高的地位之後，他意識到這樣的理想不可能在人世實現。所以在他後期的思想中他不得不去主張為了讓一般人民行己有恥，統治者與哲學家必須用人民所熟悉的迷信體系去誘導哄騙人民。他的這種念頭又被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推翻了，但卻轉化演變為基督教的神學根基。
中文世界裡從來沒有reason一概念。但當Socrates在Crito與Republic中最後不得不把此生之道德生活之保障寄託時，孔子說「天道遠，人道邇」、「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種比較似乎透露著古典儒家比希臘哲學家更相信個人在今生的努力才是一切幸福的唯一依據。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說古典儒家更「理性」？
哲學史中之細膩的討論遠超出我的能力，但有幾個簡單且關鍵問題倒是可以讓我們仔細去想想，也許對於我們對「理性」的理解會有所幫助：
第一。若是我們在形上學的層次討論「理性」，我們可以問，「理性」做為一種宇宙秩序之展現，它是體現在一種永恆且普遍之固定律令之中（如數學與物理定律），還是它並非任何一種可以以人為之形式化方法呈現出來，而其實存在於無盡的時間之流當中，給予宇宙之中一切運動、生成、變化一個方向與目的的精神或意志？ 簡言之，「理性」是在靜態的邏輯中還是在動態中的歷史呈現出來？
把這個問題放在人文世界裡來考察，那就是：究竟在人的世界中我們是否真的相信我們可以找到一套絕對正義之律法，來管轄統攝我們一切的政治、社會、經濟、道德、人倫問題？還是說，這樣一套律法並不以一套固定的律令之形式呈現，而是說它在人類之生活與發展中以歷史精神之方式呈現？
如果是前者，「理性」的政治意涵是宇宙之秩序、社會的組織、人的道德規範都有一個明確自存的律令在那邊，等待我們去發現。而人之最大幸福之可能就在於對這套律令的認識與遵循不逾。所以，啟蒙時代的思想家相信，人間的問題可以像天文物理的問題一樣被一套牛頓公式給圓滿解決，其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天體的關係一樣獲致一種永恆的和諧。如果是後者，「理性」的政治意涵是人只要保持清醒的理智，並不斷的去努力嘗試探索，一種理性精神就會自然在歷史中被實踐、彰顯。
然而這兩種詮釋都有各自的問題。若是前者，那無疑是說假設今天我們確信我們發現了這一套律令，我們就有理由用這一套律令以及根據它建設出來的體制來抗拒、壓制一切變化。於是這樣一種「理性」可以淪為保守專制政體的理論根據。然而第二種詮釋或許有著更大的困難。表面上，它在宣揚一種對「進步」之信心之思想，然而，若是它不能清楚的告訴我們「歷史目的」究竟為何，那麼這種樂觀的信心就是盲目的。它就好像一個田徑選手，無論他跑得多快，但是若是他不知道目的地在何處，他就一輩子也不可能跑到終點。反之，若是它給予我們一個明確的「歷史目的」，那麼，它其實就已經是在向第一種詮釋投降了。
第二。若是我們在認識論的層次討論「理性」，我們可以問，當我們說人都是有「理性」的時候到底是什麼意思？是說「理性」的人知道某些特定之正確的概念，所以「理性」是一套具有實質明確意義與效力的概念？還是說「理性」的人遵循一套特定的思考模式，所以「理性」只是一種方法？
以笛卡爾、萊布尼茲、斯賓諾莎為代表的歐陸Rationalism（理性論）相信，所謂人在內在的心靈裡面都有一種inner idea。這種inner idea並不包含了我們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知識，但它賦予我們一些最基本的思維工具，形塑了我們往後思考的基礎。這些概念是如此根本，以致於我們不能去否定或懷疑它們，而只能承認它們是與生俱來的。它們可以包括：邏輯、實體、自我、絕對、時空、善、美，等等。這樣一來，在政治領域裡，這種「理性」給予我們一種對人類之認識能力之信心，並給予了某些特定道德價值一種穩固的理論基礎。然而，它卻容易導致獨斷論。
以洛克、休膜、柏克萊為代表的英國Empiricism（經驗論）相信，「理性」不是任何一種具體的觀念，而是一種認識能力。人天生沒有秉賦任何先驗的思維架構或是善惡觀念，所有的一切都是人在後天中透過眼觀耳聽、記憶、歸納、分析、判斷學習來的。洛克的名言是"tabula rasa"，「人的靈魂就像一片白板」。
這樣的一種對「理性」的理解，因為它否定了一種先驗之價值之存在並鼓勵人不斷的在知識上做新的探索、假設、與驗證，為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話對與溝通提供了一種知識論上的基礎。然而，其缺陷卻是容易導致懷疑主義或是相對主義的思想氣氛，並阻礙我們在政治問題上設立一種最高之信仰與規範。因為若是人的知識完全都是從歸納所得來的，再考慮到宇宙之與人性之多樣，我們必須規避在政治社會問題之思考上設下任何包含了一種絕對性之可能之觀念。畢竟，如果所有觀念都是在特定歷史文化之背景下形成的，意思就是所有我們相信的東西都可以是不充分、不全面的。甚至，一種窮凶極惡的理論只要能自圓其說，也該有相同的正當性。換言之，若是我們真的要去相信在政治中有些「不證自明」的真理，如個體之自由、尊嚴、與權利之至高性，那麼，我們就不能滿足於作為一個經驗論者。因為這樣，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都放棄了英國經驗論，而另尋它途。
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如果Empiricism把理性定義為一種後天的思考方式與學習過程，那麼，回到上述那位K. Wiredu的觀點，既然這世界上現存的民族與文化都是歷經各種各樣的大風大浪才延續下來的，大家其實都很理性。所不同的只是那些算得更精的民族，因為相比之下更理性一點，所以更強大一點。
更粗淺的來看，我們光從Empiricism與Rationalism二詞字面上的比較就可以看出「理性」一概念的複雜。Rationalism中文翻譯做「理性論」，但這當中的「理性」有一個很明確且狹隘的定義，而與當我們說「西方人善於理性思維」當中的「理性」不同。Empiricism反對Rationalism（理性論），但你若是因而以為Empiricism本身是一種非理性的思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三。從倫理學層面來考察，我們問：一個人的「理性」會為他的行事作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更明確一點：究竟「理性」、「自利」、與「利它」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霍布斯說「理性」只是計算，有「理性」的人為了自保而不能免於自相殘殺。洛克說「理性」會讓人學會如何共存共榮。效用主義主張「理性」又「自利」的人最終能產生「利它」的效果。誰更有理呢？
有宗教極端主義份子抱著炸彈與敵人同歸於盡，用今世短暫的痛苦換來永生與不朽的光榮。有父母為了拯救孩子犧牲自己，雖然個人身死但家庭與種族可以延續下去。這些算是自利還是利他？理性還是非理性？
「理性」在倫理學層面上有另外一個問題：「理性」究竟是先天的還是需要後天的？如果有一個人他沒有「理性」，是因為人之本性本來沒有理性呢？還是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後天的誘導、教育、獎懲的機制來輔助「理性」之成長？還是因為我們社會上已經有太多的不正確的偏見、習俗、制度，這些不當的歷史層積阻礙了人之理性本性之發展？美國建國先賢Alexander Hamilton認為人的天性是自私愚昧而不可靠，因此一個優良的政府必須建立在嚴格之相互監督與制衡之上。Thomas Paine則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見解，認為人天性本善，人的惡都是受到社會上不良的制度與習俗之誤導而造成的。所以，只要給予人自由的空間，人的善性就會自然發揮。Thomas Jefferson則採取中道，相信好的制度造成好的人，壞的制度造成壞的人(Nye, 69)。他們的思想以一種複雜的狀態共存於美國人的獨立宣言與憲法之中，造就了美國的偉大。而我們又怎麼想？
第四、回到人自身。顯然，在很多方面人不理性。我們不會在計算各種可能之利弊得失之後才行動；我們不會在仔細比較過各種商品之實際價值與售價之後才買賣；我們明明知道有些是不該做但還是不能用理智來克制住自己；我們常常懵懵懂懂地就陷入瘋狂的戀愛。難道我們真得相信對人而言「理性」是可能的？
若說人做為一個完整的生命，其中包含的情感、意志、慾念之總總太過複雜而遠超過「理性」，那麼「理性」到底在我們之個人與社會生活當中有怎麼樣的地位與重要性呢？我們為什麼應該把「理性」當作最高的價值判準呢？如果我們都承認人可能盲目的戀愛，為什麼又要假設一段對話、一個新思想的提出、一項新政策的制訂，其中的過程都必須是「理性」的呢？承認並尊重人的「非理性」之那一面是不是可能比熱情的宣揚「理性」更重要呢？
我們更可以進一步的反過來說，那真正使我們享受作為一個人之真切意義的，往往並非嚴格之理智的思考，而是感覺、熱情、決心、與毅力。那種忽然襲上心頭，在一瞬間完全的佔據你、激勵你、賜與你積極行動的活力與生活之一切意義，逼你犧安定與逸樂，卻要用盡一切的精神與心力來實踐完成它，這樣一種義無反顧的衝動，以及我們為之付出的汗、淚、血，很可能才是我們在青年時嚮往在老年時回憶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理性」不再是目的，而是情感與意志的工具。
從這點看來，人最珍貴的東西不在於他的「理性」，而是個性。這樣的個性讓我們感覺到我們與別人不同，且這樣的不同給予了我的存在一個可能的理由：這世界不見得必然需要我，但，這世界沒有另外一個我。我的存在以及我與他人的不同，這一簡單的事實，也許有一些我們不能瞭解的重大意義。
至此，我們大概都糊塗了。若是我們不是只滿足於任何一種單一的說理，那麼不僅「理性」本身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幾乎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不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甚至「理性」唯一的功能似乎只能顛覆了我們原本的信仰。「理性」有必要這麼複雜嗎？樂觀的說，可能是其實我們根本還沒認清真正的「理性」。悲觀的說，一種被我們相信是「理性」的東西根本不曾存在。
反觀歷史，「理性到底存在嗎？」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Socrates一生過著「理性」的生活，但死於一個最應該是理性的法庭上。Plato相信「理性」只存在於一個形上世界中，只有那能看穿洞穴之虛假性的人才能觸及。在美國獨立革命的十八世紀，大家都相信「理性」的存在與其巨大的力量，但若你去細索當時美國人心中想的「理性」到底是什麼，其定義卻是空洞的。(Nye, 27)。
當我們下次要責怪別人的言行不理性的時候，不妨先想想我們要說的「理性」到底是什麼。然而，當我們真的對「理性」背後所蘊含的問題有一點點初步的思慮之後，我想我們再也不會敢輕易的用「理性」來論斷人了。或許「理性」根本不是任何，但當我們在試圖捕捉「理性」時，我們已經勉強接近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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