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月十七號晚間，國策顧問林火旺老師在TVBS台的2100全民開講節目中指控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先生在八月八號父親節當天晚上，當南台灣的許多縣市都已經在莫拉克颱風的侵襲下陷入一片慘重的災情的當口，還與福華飯店吃大餐。
薛香川先生立刻打電話至2100全民開講現場為自己辯護。他要說明的重點有二。第一、八月八號水災發生當天他確實有關心災情，並幾乎整天都在行政院辦公，直到傍晚五六點鐘時才離開。且，他之所以從容的離去，是因為當時的資訊不足以顯示南部已發生慘重的災情。第二、八月八號是台灣的父親節。他在父親節晚上陪自己的高齡岳父去吃一頓飯，合情合理至極。他完全不能理解這樣有什麼不對。
薛香川萬萬沒料到，他的自辯不但沒有為自己洗刷冤情，反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如今他的那一席話已經被一些人錄製為手機鈴聲，台灣老百姓用這段鈴聲來提醒自己，當今政府中的高級官員是如何的自私、昏庸、尸位素餐、罔顧民間疾苦。
有趣的是，從後續的新聞來看，薛香川彷彿自始至終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他在那通自清的電話裡所呈現出來的激動與憤慨顯然與一般政治人物避重就輕、支吾其詞的花言巧語有所不同，這或許可以證明他確實堅信他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在事發之後不久他又試圖澄清他只是去吃地瓜稀飯，不是什麼大餐。甚至在他已請辭之後，仍在八月二十六日利用朝野協商的機會向立委訴苦，說他本來打算去吃餛飩。他更後悔在當時看了2100全民開講且又打了那通回應電話。只是，他越是辯解，也只能換來民眾越深的反感。
我以為，薛香川個人的困惑可以反映出來中國政治社會裡的深層結構性問題。
身陷小親友團體之中卻不懂得其運作邏輯的人，千夫所指。
二、
薛香川的錯很顯然在於他拿捏不清公私之間的份際。
他一直以為他自己很冤枉。他在週末的時候自己去加班，直到傍晚，又因為父親節的關係才陪著自己高齡的岳父去吃一頓輕粥小菜。若他今天只是一個一般上班族，他的作為不但再正常不過，甚至還值得讚許，算得上盡忠職守、履行孝道了。然而，他忘記的是他並非一般人，他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秘書長，且事發當時，這個國家有一小部分的人很可能正因天災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公務員」者，顧名思義，當以公務為念。但在八月八號那天薛香川忽視了他的公身份，他掛懷的是他的私身份：他是他岳父的女婿。但其他的台灣老百姓可不做如是觀。
薛香川當然有他該承擔的責罵。但，如果大家都還記得「百善孝為先」這一句老話之，或許我們應該在批判薛香川的時候手下留情。在沒有薛香川事件的干擾之下，我相信今天的台灣人應該都會同意「百善孝為先」這一句話，至少，不會有什麼人會反對。人們在考慮這句話的真偽的時候，也不見得把它放在一個公、私對立的架構之下去做思考。那麼，既然孝是「百善之先」，那麼其他的德行，無論是所謂的公德心、苦民所苦的救世情懷、或是政務官的政治責任，都應該從屬於一個子女對其尊長的孝心之下。
這種價值信仰的結果我相信我已經在「痞子英雄中的正義觀」中已經表達出來了，那就是我們會把普世的、社會性的、制度性的價值視為可犧牲的，並用以換取自身親友的幸福。如果今天的台灣人都相信「痞子英雄」中的陳在天算是英雄，那麼其實我們並沒有太大的權利去苛責薛香川。那麼，為什麼我們批薛褒陳呢？那當然還是因為薛香川離我們遙遠，而陳在天與我們相近相親的緣故。
薛香川事件的是非曲直，與任何普世的抽象的正義理論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關鍵只在於批評者與被批者兩者之間的親疏遠近。與我親近的一方自然就比較「是」一點，與我疏遠的一方就多「非」幾分。在水災當中，多數的老百姓自然都會認同那些無權無勢、無家可歸的災民，因此就站在他們的角度來痛罵薛香川。殊不知，薛香川也是用同樣的邏輯來面對這一切。只不過，他當然認為他的老丈人要比其他災民與他自己親近多了，為了老丈人的快樂而犧牲可能的災民，其實再合理不過。所以他始終不解他的捨災民而就岳父有何不妥。
三、
其實這種因為政治人物不能區分公私之義而造成的悲劇，又哪裡輪得到薛香川與八八災民來做第一人？自古以來，中國人就不斷地在他所虧欠於他週身的小親友集團之恩情與他所虧欠於天下國家之忠義之間猶疑、困惑、掙扎。最近又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可能就是清光緒帝之不敢為了百日維新的成功而推翻慈禧。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這麼說：
百日維新失敗，光緒被批評為猶疑膽怯。可是沒有歷史上的證據可以解說他有別路可走。他既為皇帝，就以人身為表率，代表著傳統的道德。這種德行從村舍里甲一路上來，透過整個社會，而以「孝」為先。（中國大歷史，頁303）
黃仁宇的觀察是建立在他對中國歷史與社會的瞭解之上。此外，我們更可以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從旁找到這種社會邏輯背後的精神意涵。自古以來，主宰中國人的倫理與政治生活的儒家思想就毫不含糊的把人的道德義務做了先後本末的區別，並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妻子好和、宜爾家室之類的美德作為良好的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請看「論語」中的幾段話：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上面幾句話意味著政治的根本在於人倫關係的美化與昇華。一個理想的政治領導者要從學習如何善待他的親友開始做起。一旦他能做到這一點，他的群眾就會被感化，而收到風行草偃的效果。反過來說，如果世界上多數的家庭內部都和諧安詳，那麼多數的政治問題自然都可迎刃而解。所以，孔子說，若是果真人人都能如同兄弟般相親相愛，我做不做官或誰來做官，都沒有什麼分別了。總之，群體的政治生活不外乎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的相處之道的昇華與擴大。當西方人相信良好的政治秩序建立在一個個自由且平等的公民團結合作，以創造一個依據群體的公意與普世的法律而行動的政府時，中國人採取了一種遠為單純且樸素的途徑：家齊則天下平。以下採自「大學」與「中庸」的話可以作為進一步的例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於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學」）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大學」）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
如此說來，似乎只要一個人真能做到和樂家庭，就已經具備了做一個政治領導者的條件了，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樣的說法也得到中國上古傳說的支持。根據「史記」對傳說聖王堯與舜的記載，堯年老的時候徵詢屬下誰可以繼承他的位子，眾臣皆推薦來自民間的舜。堯問他們舜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眾人只這樣回答：「盲者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不格姦。」堯心動了，隨後施加舜種種考驗，舜也逐一通過，經此接任帝位。有這樣的觀點，難怪光緒萬萬不敢反對慈禧。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上引文呈現出的思想其實也必沒有否定一個人所應負的政治責任。甚至，我可以從中讀出，我們的孝親、齊家等道德行動其實也是為了進一步的參與更廣大範圍的政治活動的準備。也就是說，一個人在他所屬的小親友集團所扮演的角色與他在更廣大人群之間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分上下的，只不過前者具有程序上的優先性。儘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程序上的優先性很容易與道義上的優先性混淆。孔子以下的話就很難不令人以為他把孝置於普遍的正義之上：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在其中矣」說明，孔子不僅沒有推崇「大義滅親」之說，更認為即使一個正直的人也會袒護他犯錯的親人。尤有甚者，正直的德行就展現在這種袒護之中。但，相較於孟子，孔子畢竟還算委婉。孟子的說法太過極端，甚至遭致他的學生萬章的不滿：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於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 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萬章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孟子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象雖然是大聖人舜的弟弟，但在古老的傳說中他是一個極為敗德之人。但孟子卻主張，舜領有天下之後，還賜給象一塊封地。萬章認為此舉不但是對當地居民的一種懲罰，也揭露了舜這位傳說中的聖王的污點。孟子的解釋是，一個人若當上了天子，卻不照顧他的弟弟，任他困居於貧苦之中，那是沒有愛心的。萬章認為孟子缺乏說服力，於是反問孟子之說的根據何在。然而善辯的孟子終究自圓其說了。
孟子說的話意味深遠，且它可以找到其他儒家經典文獻的支持，並非憑空而來。「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等等都可以作為孟子的有利證據。綜合而論，古典儒家相信一個人發乎赤誠的對自己親友的愛可以直接擴充為對群眾的關懷，且能夠產生一種外溢效應，激發其他人的向善之心。因此，美德，而且是規範人與人之間私人關係的美德，是普遍之政治的根本。「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根據這一連串的說法，有學者認為孝道在中國社會之地位已近乎神聖的自然法，連位居天下權力之頂峰的皇帝也不可違背（曾昭旭，中國文化新論：天道與人道，頁234）。
然而，究竟一個人的「篤於親」僅僅是為了一己之私，還是亦不忘更大群眾的更大福祉，其界線模糊不清，分寸亦難拿捏。於是，舜的作為，透過了孟子的詮釋與發揚，就可以很順手地被用來合理化「家天下」的邏輯：政治領導者在關心他的子民之前，首先應該先照顧好他的小親友團體，甚至，天下百姓只是為了他一人、一家而存在。
古典儒家當然不是沒有推崇天下國家之大公之心（真的嗎？），但正因為孔孟設下一套由親近以致於疏遠的道德修養之程序，因此究竟孰為主、孰為客的問題就很容易被誤解或扭曲。這樣的一個潛在的矛盾在古典儒家的學者眼中或許根本不是一個會令他們憂慮的問題，因為他們並未像今天的我們一樣看到了人類的政治生活原來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再說，無論孔子或孟子與其後繼者更從不曾奢言建立一統的帝國以將中國千千萬萬的農民與鄉村由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來管理。
隨著歷史的演進，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中央政府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理論上，這樣的政府若要順利的運作，它必然需要中國人投入更多的情感、更多的心力、更多的資源、以及更多的監督。然而，古典儒家所規劃出來的這種建立在小親友集團之上的社會秩序與文化卻阻礙了中國人做這種投入。中國人面對這巨大的困境並未能找出問題的癥結，只能把種種失序的現象歸咎於古老黃金時代的道德典範已不復存，於是只能要求更嚴苛的道德標準。殊不知古典儒家根本不適合作為一個國家之統治邏輯。失之毫釐，差已千里。悲劇由此而生。黃仁宇先生筆下的光緒帝是一個受害者，今天台灣的薛香川不幸也逃不過。
四、
以上所述一定會遭到大家的質疑與反對。大家或許會想，薛香川的事件很單純，不過就是一個失職的政務官而已。他的功過去留完全可以用中華民國政府已有的法令規章來處理，整件事背後的是非價值也盡可以用近代以民主與法治為尚的政治理論來解釋。至於四書五經云云早就已經被歷史證明是落後的東西，根本不值一顧。討論今天台灣的政治當然不需更不可引用古典儒家思想。
這樣的話說的太滿。事實上，今天的台灣人受到儒家思想殘存之遺緒的影響遠比一般人所相信的要深。我們從新竹市長林政則的身上可以找到證據。
林政則是一位與薛香川相反的政治人物。他們之所以相反，在於林政則在今天的台灣可算是一個成功的政治人物的典範。林政則自從政以來，沒有輸過一場選戰。一路從議員、國代、立委，再選到新竹市長。當立委的時候以道具齊全、點子多著稱。擔任市長時風評極佳。爭取新竹市長連任時，得票率高居全國第一。根據遠見雜誌在2008年所做的調查，林政則在三項指標上獲得了全國第一（施政滿意度、城市光榮感、縣市長經濟貢獻度）。今年他又再度獲得遠見雜誌頒發的五顆星縣市首長的殊榮，且是全台灣唯一連續三年獲得此獎的縣市首長。今年六月遠見的創辦人高希鈞先生在頒獎時當時就推薦林政則入閣。八八水災之後，內閣改組之議已定，藍綠雙邊陣營都有人提議馬政府應邀他入閣。各種傳聞也甚囂塵上。在台灣政壇之中，能做到備受各方讚譽而幾無指責的人物，除了此時的林政則之外幾乎沒有第二人。
嫻熟小親友團體之精神的人，春風得意
那麼，林政則成功的秘訣在哪裡？或許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報導中略知一二：
（財訊月刊 324 期，2009年3月號）林政則從政有句名言，「一生只有一次的我都會到。」市民遇到生老病死，在他眼裡是第一要緊的事情，地方上盛傳，從他擔任議員、國代、立委以及市長幾十年經營下來，「市民裡超過一半，禮簿裡應該都有林政則的簽名」。........他靠一個「勤」字，然後把它發揮到極致，簡直讓人瞠目。當年他當立委，要北上問政前，都習慣到新竹市的殯儀館先跑一趟，很多人都說殯儀館就像他的第二辦公室。當上地方父母官之後，林政則對於訃聞、帖子來者不拒，有兩位祕書專門當他分身，幫他墊檔，遇到大日子趕場不及，他要不提早一天先去，再不就是靠著經驗老到的隨扈事先跟禮車司機聯繫好，讓林在起喪前一刻適時趕到，卡上前去鞠個躬，送往生者一程。...........
當兵那就更不用講了，新兵訓練期，林政則一定到各營區走透透探視，並送上一個大背包，裡面除了民生用品齊全，並附上電話卡，公開自己及市府各局處電話，要阿兵哥們如有解不開的問題，隨時打電話給他；寒流來時，市府更會貼心送上保暖內衣褲及手套……，阿兵哥們相互比較後都覺得「新竹市最好」，這些剛有選舉權的人對林政則印象自然也不會太差。...........
當上市長後，他擺明了不做好高騖遠的大建設，施政緊扣九字箴言，那就是「路要平、燈要亮、溝要通」。上任七年餘，林政則打通一八○餘條瓶頸巷道，影響近三千戶人家，卻少見有人綁白布條抗議，地方人士說，就是像林政則這樣性格的人，才能做這種事情而不出亂子。又因幾年下來開路太多，連地圖都得重印，也算一項紀錄。
林政則如數家珍他的秘訣所在：「我不求快、求和，有事慢慢講，補償盡量給，自己當面處理就沒問題。兩邊要的我都給他，對我來講，水溝多一點是好的，我不分黨派，建設處理好的話最後都變成我的政績了嘛......」說穿了，就是大家都能各取所需。.......
台灣有句俗諺，出手不打笑臉人，林政則可謂充分掌握了這句話的精髓，地方人士有任何案子去找他，他都會分一點錢給你...他各頭不大，總是一副不慍不火的樣子，看到人，嘴巴裡就不停喃喃地說著，「辛苦你了」，「麻煩你了，幫忙這麼多.......」，像是念皺一般讓人渾身茫蘇蘇的.......
林政則收攬人心的方式花招百出，只差沒有挨家挨戶而已。他的座車後箱就像個百寶箱，裡面推放了各式各樣隨時可以送人的小玩意兒，如他遇到小朋友就送撲滿寶寶......遇到學生就送簡易型電子字典，遇到老人就送集郵冊，小孩滿月他送衣服，老人家生日他送壽戒，過年抽獎他送書.........又如馬英九每到新竹市，林政則必定送上一箱福源花生醬，這是因為早年馬鶴凌到新竹出差必定帶這回家........
其實，就像馬英九發消費券一樣快速討喜，林政則靠著勤快與新台幣，累積多年建構出政通人和的「治市奇蹟」，威力自是更驚人。儘管各方批評他把市長做成里長，但是要做到像他這般極致，其他政客大概也只能大嘆技不如人，在一旁徒呼負負。至於民主政治到底是在搞理念，還是在搞做人？這哲學般高深的問題哪敵得了選票至上！
（聯合報，2009年8月19號）七年半前，新竹市長林政則剛上任一個月，農曆大年初一的中午十一時許，石坊街突然發生火災，他趕到現場，親眼目睹因為街道狹窄，消防車只能望火興嘆，克難式的接力傳水滅火，屋主痛心不已卻無能為力；這個畫面讓他當下決定，「打通全市八米以下巷道，是我的使命」。......
溝通、協調、再溝通、再協調，是林政則的不二法門，他不斷站到第一線，在烈日或寒風中直接與地主面對面溝通；態度柔軟，誠意展現到最大，但他當初下的決心沒分毫動搖，「只要讓民眾感動，舖橋造路就是喜事，不需要怪手壓境的動用公權力，否則即使通車也不會帶給民眾幸福感」。........
新竹市政府原計畫打通一百條巷道，沒想到愈做愈順手，目前已衝破一百七十五條，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第一條的竹蓮街，花了整整兩年才完成，當初曾一度對上門說明的官員表示要引爆汽油彈的地主胡老闆，現在還常到市府找官員們「來，泡茶，你們太辛苦了」。地都被徵收光了，水果攤生意沒得做，改行當工友，胡老闆竟然能不懷恨，還稱道市府「有夠認真」，足見市府在溝通過程的細膩和誠懇。.........
數不清多少次，林政則去拜訪里民，口中不斷感謝里民的付出，讓明明還沒同意的里民都不好意思拒絕，逢年過節里民辦晚會，都送上飲料和摸彩品，武陵里民事後笑著說，「見面三分情，誰還凶得起來？」...........
（中廣新聞網）高希均認為林政則深切了解老百姓，並把老百姓當成家人，同時府會和諧減少內耗，這些都是成功的要素........至於屢獲縣市首長評比第一名的新竹市長林政則，對於再度獲獎還是不居功，只強調﹂父母官應該把民眾當成家人看待」.........
根據以上的報導，我們可以知道，林政則之美譽其來有自，但這種施政風格究竟是好是壞實在見仁見智。他並沒有獨到的政治理念（他是否支持馬英九的兩岸政策？身為一個客家人，他對台灣的統獨與族群問題是否有不同的觀點？他是否支持蘇花高？經濟發展與環保如何調和？科學園區帶來的外來高薪階級在新竹造成的貧富差距要如何和緩？），沒有提出關於新竹市的整體規劃與發展的構想，也沒有創新或改革新竹市政府的組織架構。他認為大型的公共建設是「好高騖遠」，因此把建設焦點放在路有沒有平、水溝有沒有通、燈有沒有亮之類的關切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的事。且他待人和善，處事面面俱到，凡是以禮下人，因此市政得以順利推展。更了不起的是，他讓新竹居民感到滿意、幸福、光榮。
然而，不可諱言的是，新竹作為一個擁有兩所台灣一流大學與世界知名的科學園區的城市，林政則這樣的施政格局未免太小。他當然不是一個壞市長。但以他從政以來完整的資歷，配上新竹這樣一個具備良好體質的的城市，他似乎應當有更好的發揮。另一方面，有資料指出，林政則的團隊雖然不從事大型的公共建設，但新竹市政府的錢並沒有少花。其中很大一部份開銷就是為了支應林政則這種聖誕老公公式的選民服務之上。
儘管如此，新竹市老百姓顯然對這樣一個市長非常滿意。關鍵就在於林政則非常嫻熟上述儒家思想中所預設的小親友團體之運作邏輯。
這麼說不表示古典儒家學者會同意林政則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他是不是一個特別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人，我們不知道。他的施政之背後大概並不包含深層的道德意義或對理想社會的遠景。他出現在新竹市立殯儀館時腦子裡並不一定有想到曾子說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或子張說的「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事實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林市長就是在我奶奶的告別式上。）當然，新竹市也沒有因為他而變得風俗淳美、人心思善。
然而，很清楚的是，林政則深切的知道一個附著於小親友團體的選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受到這種觀念影響的群眾，無論是理智上視野或道德上的胸懷都很難超脫一己之私。他們絕非壞人，也不見得愚昧，甚至往往是熱情、誠懇、善良的老實人。然而，在他們心目中，定義「是」、「非」的那本字典永遠是他們周邊的小親友團體編寫的。他看不到他的親友之外的世界，自然也不可能為了長遠宏大的規劃而犧牲眼前的利益。因此，一個反抗暴政壓迫的民主國家、一個人人平等一體適用的法律體系、一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公民社會、乃至於一套未雨綢繆的長遠政策規劃，其吸引力都不如一位父母官送到他們家門口的一份薄禮，或是在他們的婚喪喜慶上的那個誠意十足的深深一鞠躬。「至於民主政治到底是在搞理念，還是在搞做人？這哲學般高深的問題哪敵得了選票至上！」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研究一下近來在台灣政壇人氣頗佳的政治人物，如胡志強、廖了以等人，大概也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結果。他們的成功都不見得在於憑著意志與理性堅持他們認為正確的東西，而主要是靠著圓融的身段與民眾「搏感情」，以期能夠與選民直接面對面的建立良好的私人關係。他們都很清楚，一旦只要他們能夠擠入各個選民心目中的小親友團體之中，外在政治環境的風波起伏都只是次要的。簡單說，成功的關鍵在於成為選民的「自己人」。
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台灣政壇自薛香川以下，許許多多的政治人物都分享著同樣的價值。無論有意識的或是無意識的，他們都理解對每一個老百姓來說，他週身的小親友團體要比更廣大但較疏遠的「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更重要。林政則等人之所以勝過薛香川，只不過是他們知道一個成功的政治人物必須要能夠將自身對親戚朋友的偏愛之情擴充推大，及於每一個國人。也就是所謂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苦民所苦」。這種邏輯背後的根源不外乎是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薛香川身陷小親友團體之中，但忘記了孟老夫子的話，只顧著樂自己的樂。林政則卻能善用小親友團體之邏輯，用照顧選民的樂來成就自己樂。前者百姓視為仇寇，後者民稱頌之。印驗了「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這句老話。
這些現象自不能放在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脈絡下來理解，因為民主政治之邏輯根本不寄望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有可能分享共同的利益、不理解選民怎麼會把統治者當自己家人、更不能接受人民竟然會奢望用道德言說來說服掌握權力的統治者。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第二章裡說的「在國家裡，統治者對人民沒有愛心，只有統治者自己的快樂。」這樣的說法，始終沒有辦法深入以民主自豪的台灣人的心裡，也因此台灣充斥著各種民主政治中的怪象。但只要我們以古老的儒家思想為鏡，就能對這些現象有更好的掌握。
五、
透過以上薛香川與林政則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的儒家思想仍然透過她所遺留下來的小親友團體左右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小親友團體塑造了我們的認同對象，提供我們穩固的心理與經濟安全，但因為它加給了我們一些現代西方公民所不需要承擔的私人的情感與道德義務，所以阻止了我們以一個獨立且自由之個體的姿態去參與一個由平等且同質之公民組成的政治社群。在小親友團體的社會裡，人與人不是以一個隸屬於同一國的公民的身份互相交往，而是被一層層的小親友團體的隔膜給包覆住了。在國之下、個體之上，一個個或大或小的小親友團體才是這片土地上最有力的社會組織。這是西方個人主義社會所未曾面對的。
如此一來，普世的理性就很難被實現，因為「普世」對我們來說根本就不存在。效用主義推崇的是「社會上最大人數的最大利益」，但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們互不認同，這個「最大利益」就根本不存在。普世的理性若想要在台灣獲得認可，她首先得突破一個個小親友團體之間的隔閡這一層障礙，且必須動之以情。這當然也不是不可能，林政則就能做到這一點，如他說的「我不求快、求和，有事慢慢講，補償盡量給。」但以這樣作風來修橋鋪路已然費時費力，在這個講究效率的年代幾乎不可行，更遑論更遠大的市政規劃。
這樣的矛盾在台灣無所不在，當然也反映在八八水災當中。水災之後，台灣媒體幾乎沒有從制度的層面著眼政府究竟哪裡做不好、改革又該從哪裡做起。幾乎所有的焦點都放在特定人物的情緒反映上，如災民的痛苦、志工的熱情、官員的顢頇。我們尤其愛報導全國同胞在救災中所發揮出來的無私愛心，彷彿道德果真可以克服一切困難，而幾乎無視於現代理性社會所要求的系統、程序、邏輯、效率。同理，許多人辯解說他們之所以批評政府，不是因為它救災不力，而是因為政官員「態度」不佳。這種的說法顯然與現代政治經濟學只看重客觀效用（utility）的主張背道而馳，因為我們所求於政府的，應該是實際利益的產出，而非官員個人的高尚人格。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自然只能來自於儒家的政治領導人可以憑道德情操感化人的思想。類似的，許多災民埋怨政府大員沒能在第一時間去探望他們，又要求總統一定得去參加親友的葬禮。這背後蘊含的邏輯是災民可望被政治領導人視為一家人的心理。至於我們的官員們該負起多少的法定責任，以及政府要如何從制度與政策面著手，改進未來的防災與救災的工作，反倒不是大家太關心的。
薛香川之下台，歸根究底也是因為水災。然而台灣人民一面痛罵薛香川，另一方面卻讚賞林政則之類的人物。問題是林政則等人雖然人氣高，但倘若遇到同樣的危機，真會處理的比薛香川好嗎？以林政則之高明，大概不會做出置災民於不顧卻去陪老丈人吃飯的行徑。但是，根據各週刊雜誌的報導，林政則既不願意得罪人，又無心做長遠政治規劃，只以親切的態度與眼前的小利討好選民，這樣的政治家大概也不可能做好防洪治水的工作。無奈在小親友團體的影響之下，林之享有高人氣卻又是無法避免的事實。
更嚴重的是，我們之讚美林政則，也就是等於默認了小親友團體之正當性，那也就形同間接支持了薛香川捨災民就老父的作法。「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若我們不能看透其中的因果關係，我們的政治領域裡將永遠不缺薛香川這一類的人物。
在以小親友團體為主的社會結構裡，人與人各有各的認同、各有各的計算，真是所謂的「一盤散沙」。於是我們就不能在共同之最大利益的基礎上去組成一個以普遍理性作為最終之指導原則的國家。所以我們的國家很脆弱、很鬆散，我們的政府很沒有效率、沒有遠見。小親友團體不見得是儒家創造的，但儒家卻接受了它，並賦予它重要的道德意義。因此，說儒家阻礙我們擁有一個現代國家，或許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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