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蕃薯的部落格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帶著無鏡片的眼鏡是去年春節去北京旅遊的團裡，在一個來自台北的年輕女孩身上。當時只覺得這女孩挺新潮的、很有創意。半年前從美國回台灣後又看到一兩次，但不記得在哪裡了。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第三次，場合是年前的公司尾牙，有一個比我小幾歲的台中男性上台接受晉升表揚。那天他刻意打扮了一下，一身灰黑色的西裝，修著俐落的小平頭，配上一幅黑色的無鏡眼鏡。

 

昨天去台北，一趟下來，竟然看到無數年輕男女帶著這種時尚的玩意了。我知道我一向遠遠落後潮流，但這種彷彿劉姥姥逛大觀園的驚訝，還是讓我自己感到滿尷尬的。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從我這樣一個對流行完全麻木的人的角度來看，台灣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流行文化其實是有一個固定的脈絡可尋的。那就是，人們傾向於用越來越多的東西來裝扮自己。從我們小時候開始流行的染髮，一直到近來的彩色指甲、假睫毛、彩色隱形眼鏡、到現在的無鏡片眼鏡，我們身上穿著、掛著、戴著、貼著、塗抹著的綴飾越來越多。這些都還是眼睛看得到的。表皮以下的變化，更留下無限的想像空間。

 

越來越多的修飾、遮掩、偽裝讓人變得漂亮，而其代價是人的本來面目被掩蓋住了。華麗與驚豔的同時，真實的臉孔越來越模糊。你越來越不確定你眼前的這個人到底怎得什麼樣。真的，越來越不確定.......

 

而這種在外貌上的矯飾，凸顯了人們內心的不安。「裝扮」意味著裝扮者是不完美的、有所缺陷的、醜陋的，因此需要外在的輔助工具來予以美化。用通俗的語言來說，這種在自己身上增添更多的裝飾品的動作，可以帶來「加分」的效果。既然人們迫切的需要外在的加分，顯然在他的自我認知裡他本身的分數是不夠格的。

 

紐約時報的作家紀思道在他所著的「東方驚雷」裡提到一則他所無法理解的故事。有一個日本外交官，剛被派往他國擔任要職。他很高興，許多人也來向他祝賀。但他的太太卻為一件事悶悶不樂。原來，為了確保駐外使節的安全，他家附近的裝設了許多監視攝影機。這位外交官夫人於是每次出外到垃圾的時候，都不得不大費周章的作一番粉飾，以免被人看到她日常家居的模樣。這故事或許頗具代表性。我曾聽我的日本室友說過，有些日本丈夫一輩子沒有看過他老婆沒化妝的樣子。這些戰戰兢兢的為人妻者，總在老公入睡之後卸妝，在老公起床前上裝。一輩子晚睡、早起、提心吊膽，只為了在枕邊人面前維持著完美的形象。

 

這些日本人的問題，以前我聽了總是笑笑而已，因為那總是別人家的事，我從沒想過它也可能成為台灣人生活的一環。

 

日本人的虛偽就讓日本人自己去表演就行了。日本人的人際互動本來就是一個建立在「恥」感的文化上。人是羞恥的，其存在沒有先驗的合法性。因此所有人都得惶惶不安的去遵從特定的社會儀規，戒慎恐懼的去配合、取悅他人，並勤奮不懈的認真工作，以此取得社會的認可與接受。

 

但中國人不是這樣的。朱熹在他的「近思錄」中引用宋明理學的始祖周敦頤先生的話：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宋朝的這些思想家相信，在天地萬物之中，唯有人天生稟賦了宇宙的精華而卓然為其最靈者。按照他們對人的認識，人不是一個宇宙中孤伶伶的一個無意義的個體，不需像笛卡爾那樣焦慮的去尋找「我在」的證據，也不會如巴斯卡那般在宇宙之神秘與壯闊面前驚恐人類之渺小。相反的，他們果斷而驕傲的宣稱，人就是宇宙，人性就是天道，人就是上帝在世間的代理人。如果上帝真要改變這世界，那祂也非得透過我的靈魂與雙手。張載在「西銘」中說到：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這是古代中國人對人性與自我的自信。這種自信的來源是哲學家們對人性中的良才美質的發掘與肯定。

 

 

 

當然，這麼說也不表示我否認那些新潮的辣妹不吸引人。畢竟，人總是有辦法將這世界改造成更符合他們的期待的樣子。就好像充滿各種人工添加物的麻辣鍋與鹽酥雞總是比清粥小菜要更有人氣。

 

或許這就是人性與歷史發展的必然的趨勢。也或許這是人在為自己的迷失與敗德尋找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