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蕃薯的部落格

「如果生了病的人沒有躺倒，人們便會誇獎他們沒有讓疾病影響工作；如果病人在家裡養病，親戚和朋友將會前去看望，表示關心，他們會忠告病人『快點好』（以便又能恢復正常），然後告辭；當生了病的人被送進醫院，就成為病例或病人，他們的生活便被醫院非人格的例行程序所控制。 疾患將病人界定為身體出了故障的人，需要客觀地，因而非人格化地對待，所以，人一旦生了病，他們作為社會有用之人的角色就遭到了剝奪。」

 

「.......這裡隱含了一種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只有適應力最強的人才能在社會中佔據一席之地。一個人生了病，從定義上講，便喪失了適應力，他們對社會不再有用，因而不再擁有社會的角色。」

 

「.....向疾病屈服其實就是失去自控力的的表現....」（E. C. Steward & M. J. Bennett,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p. 148-9, 152.）

 

一、

 

如果有一個外國媒體或學者在報導台灣的政治新聞的時候，刻意忽略藍綠兩陣營的某一方的觀點與意見，那不止是一個學術上與智性上的錯誤，更可能會招致部分台灣人的不滿。

 

 

二、

 

可是很遺憾的是，台灣人在認識美國政治的時候，常常會有意無意的全然忽略掉美國社會裡將近二分之一的民眾的意見。譬如在報導歐巴馬與民主黨成功推動的健保改革方案時，雖然在台灣的新聞上也會客觀的呈述它是在全體共和黨議員都反對的情況下驚險過關，也提及共和黨以及其支持民眾將做持續性的反對與抗議，並將之拉高到下次總統大選的層次，然而，在台灣內部的公共論壇中，凡關心此案的學者專家看到的幾乎不外兩方面，而這兩方面都是正面的：一是新健保案可以照顧到更多貧窮的美國民眾，更符合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原則；二是本案（歐巴馬總統的見識與魄力、美國制度的優劣）對台灣的啟示。

 

幾乎沒有學者專家嚴肅的去分析研究為什麼改革方案為什麼引起這麼多美國人的反對，甚至這類的反對意見常常被台灣學者簡化為共和黨對民主黨的抹黑陰謀，或是少富人對窮人的壓迫，無論是哪一項基本上都被台灣人認為是違反美國主流民意的。可參見以下的評論：

 

江東亮，中國時報，三月二十三：

昨天美國眾議院以二一九票贊成、二一二票反對，通過歷史性健保改革法案。雖然未來健保改革法案仍須再經參議院同意，但因以去年年底參議院通過之版本為基礎，所以可說已成定局。

 

目前，台灣的全民健保改革已箭在弦上。歐巴馬總統高舉公義的旗幟，運用政治智慧，實現了美國人百年來追求全民健保的夢想，對我們又有什麼啟示？第一，全民健保不是慈善事業，是公義的伸張.......其次，政府要運用公權力，扮好羅賓漢角色，向資本家和有錢人收稅，補助與保障人人有健保......

張鐵志，中國時報，三月二十五日：

這次歐巴馬（見圖，法新社）花了一年推動的健保改革，雖然最終版本是七折八扣，但還是能有助於美國的社會平等。原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讓貧窮者或是失去工作的人可以有適當的健康保險，此次改革法案徹底實施後，將使得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人民有保險，增加將近三千萬人。其中包括增加一千六百萬人有資格獲得聯邦政府對低收入戶提供的醫療保險；對所得稍微高而不符聯邦窮人醫療保險的低收入戶，政府則會提供補助購買私人保險。更重要的是，這是透過提高對富有者（年收入二十五萬美元以上的家戶）的稅收；根據估計，所得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家戶到了二○一三年將多付四萬六千元的稅。同時，法案也規定五十人以上的公司一定要提供健保。

 

當然，這只是補起美國殘缺社會安全網的一小塊，且共和黨與茶葉黨的市場教條主義者仍然準備反撲。很多人認為，大多數美國人民不支持這樣的健保方案，所以在今年底的國會期中選舉，民主黨將面臨失敗的危機。但根據蓋洛普在法案通過第二天所做的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民眾認為通過這個健保改革是好事，而認為是壞事是百分之四十。所以下一次政治戰役，勝負還未定。

傅建中，中國時報，三月二十六日：

共和黨現已磨刀霍霍，準備讓民主黨在十一月的期中選舉付出代價，揚言要奪回國會山莊上的多數黨地位，所以歐巴馬未來的任期還有段艱辛而又不確定的日子，不過「得民者昌」，美國人民自有其判斷。

 

全民健保法此次在國會裡過關，眾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ci）居功甚偉，這是美國國會有史以來的首位女議長，她出身政治世家，父親早年是巴爾的摩（Baltimore）市長，從小就在政治氛圍中長大，嫻熟政治上的談判妥協及幕後交易。健保法以些微的七票險勝，裴洛西的操盤和計票可說是精準無比，不愧是巾幗英雄。本文見報時，正好是她七十大壽，全民健保革新法案終底於成，該是她最好的生日禮物。

實情恐怕不如以上三位所說的這麼單純。若是按照張鐵志的看法，美國民眾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是反對歐巴馬政府的全民健保的。可是在張鐵志以及其他兩位的評論之中，這40％的美國民眾的想法似乎是可以被完全忽略的。同樣都是美國人，為什麼台灣的知識份子偏偏厚此薄彼，對其中一派特別的偏心呢？

 

 

三、

 

撇開美國健改方案的技術性細節問題不談，健改之所以激起至少四成美國民眾反對的主因有兩個：一是對個人自主權與財產權的堅持，並反對一個由政府主導的財富的再分配（關心美國政治的人應該不陌生歐巴馬從競選一開始就常被美國人冠上「共產主義」的謔稱）；二是對一個干預老百姓生活過多的大政府的恐懼。

 

大政府與財產再分配，這是共和黨支持者非常反對的兩件事，它們背後有一個清晰且一貫的相似性，那就是對一種絕對的個人自由與尊嚴的侵犯，或者至少是這種侵犯的可能。這種絕對的個人主義又透露著共和黨人的另一個特徵：他們並不特別同情弱勢，也不鼓勵照顧弱勢。按照一種嚴格的個人主義精神來看，一個人應當頂天立地，stand on his own feet，為自己的生存與光榮負責。不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台灣人給他們一個好聽的名稱叫做「弱勢」，而在絕對的個人主義文化裡這種人就是「失敗者」。既然上帝平等造人，而美國又是一個看不到嚴重的階級、種族、性別障礙的國度，為何某些人會失敗呢？理所當然，他們不是工作不認真，就是道德敗壞，缺乏奮鬥向上的美德。他們已喪失了做人的尊嚴，更遑論人們的同情與照顧。

 

然而，這樣的解說還略嫌畫蛇添足。因為，在一個真正的個人主義世界裡，根本不會有人懦弱的自視為「弱勢」（英文裡似乎根本沒有可以剛好對應中文中「弱勢」一詞的翻譯），因此除了不知悔改的失敗者之外，根本不會有弱勢這種東西。弱勢既然不存在，保障弱勢的政策只會坐實了政府擴權與自肥的疑慮，當然就沒有任何實施的正當性。

 

以上反映了持極端的個人主義信仰（我認為稱之為「英雄主義」會更恰當）的美國群眾的想法。這種思想非常的冷酷無情，尤其當它被與惡名昭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連結在一起的時候。然而，我們應該記住，從希臘的荷馬史詩、羅馬帝國的擴張、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海上帝國、絕不妥協的喀爾文教派的工作倫理與禁欲精神、一直到美國的西部拓荒與世界帝國的建立，甚至再到黑格爾與福山所津津樂道的被歧視者對尊嚴與平等的追求，並進而催生了普世性的民主政體的遍地開花，對一種獨立而自足的個體力量的信仰向來是推動整個西方文明勇往直前的源泉動力。

 

 

四、

 

回過頭來看台灣，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知識份子對共和黨的理念的忽視，意味著我們對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的堅持其實並不如一般學者所宣稱的那樣徹底。而我們對於大政府的疑慮與恐懼不如共和黨之深，更深刻的反映出台灣人對政府權力的態度尚保留了許多帝制時代遺留下的痕跡。這兩點皆說明了我們對個體、國家、與兩者之間的關係之認識與典型的西方民主理論並不相同。

 

往好的一面看，台灣人在對這種嚴格的個人主義的拒斥當中彰顯了我們的愛心與同情，我們一面倒的傾向民主黨的改革法案也意味著我們重視社會全體的福祉更勝於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即使這種政策將要求我們犧牲掉自身的自由與權利，尤其是保障自身財產之神聖不可侵的權利。當然，沒有人會願意多從自己的口袋裡多掏一分錢。然而，對於讓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點、讓全體台灣人來共同分擔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遇到的醫療風險這樣的概念，台灣人是很支持的。同時，我們也不太擔心這一大筆錢被政府收去之後會濫用。個體是有彈性的，沒有必要為了堅持個人的某些權利而妨礙了整體社會的最大福祉。從這一點上，我們看到台灣人的純樸與可愛。

 

然而，「人溺己溺、人飢己飢」固然崇高，但若是我們進一步去探究這種心理背後的本質與作用，卻可發現許多令人憂慮的現象。台灣人不假思索、千篇一律的將對弱勢的照顧稱之為某種公平或正義的實踐，這是很奇怪的。問題在於，公平與正義從來就沒有一個絕對的、單一的定義。

 

主張全民健保是一種社會公平與正義的人似乎忽略的另一個更古老、單純、有力的信念：「沒有人有權利把我辛苦所得的財富從我的手中拿走，無論任何理由。」所以，固然我們當然可以主張正義意味著讓享受過多社會資源與政經特權的富人應該分攤更多一點的社會責任，但，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硬生生的把大野狼費盡千辛萬苦才好不容易捉到的小綿羊從牠口裡奪走，其實一樣殘忍。端看你所謂的正義適合狼還是羊。

 

從台灣人對健保與社會正義的一般認知看來，台灣人應是自認為是那隻無助的小綿羊了。這反映出了一種可悲的失敗主義。因為在潛意識裡我們預先相信自己是無能為力的羊，永遠不可能會成為強者或富人，所以我們總是歡迎齊頭式的打擊權力、抑制財富的政策。我們羨慕富人的華貴與亮麗，但我們並不努力使自己成為下一個他們。相反的，我們寧可去仰賴、依靠、期待、要求一個大有為的政府或政治家，帶領著我們去打擊那些人人稱羨的權貴與富豪。如果這個大有為政府失敗了，我們有口水與謾罵，但我們不會有革命，甚至也不會有改革。如果這個大有為政府成功了，喔，恭喜，我們的歷史將倒退一百年，重返過去兩千年來那種家父長式的專制政府的統治之下。

 

這是台灣人的弱者崇拜與失敗主義文化。在對弱勢的同情的另一面，台灣文化中完全缺乏上述美國文化中那種深度的英雄崇拜，因而，無論是在政治上、武力上、商業上、乃至於文化上，台灣人都顯得軟弱無力。在醫療保健上，我們相信有一天我們都會生病，而且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的薪水將不足以支付那筆醫療費用。這個worst senario必將發生，所以我們才會對全民健保欣然接受。我們不曾聽到富人抗議說他不要為懶惰、愚蠢的窮人出錢，也不曾聽到年富力強的人抗議說他不願為老弱婦孺多出一分力。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曾聽到我們當中有人挺身而出，理直氣壯的告訴這個社會，他不僅能好好的照顧自己，甚至可以比別人做的更好。藉由健康的生活習慣與均衡的飲食，他將比別人更健壯，甚至聰明的他比別人更會投資理財。他因此向我們抗議，這種均分式的社會保險只會拖累他邁向成功的腳步。這樣的獨立而自主的個體，在我們的社會是不存在的。

 

另外我們還看到，必須以力量、勇氣、競爭、榮譽等男性氣質為主要精神的職業運動在台灣社會幾乎發展不起來。在社會上的另一個角落，一種新的人格，我們所謂的「宅男」，無所事事、足不出戶、不願面對真實的人生、無法承受社會壓力、不知如何與人互動、畏縮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在台灣正大行其道。而真正的悲哀在於，我們笑嘻嘻地把它當作一種茶餘飯後的話題，仍渾然不覺這種風氣對我們的傷害將有多大。

 

過去，民間的諺語告訴我們失敗是成功之母。今天，我們直接將失敗與成功劃上等號。甚至，因為我們相信弱勢都是社會不公下的產物，因此需要被更佳的保護，結果弱勢往往取得了更多的資源。於是再也沒有人願意去努力上進。

 

 

五、

 

當然，台灣人的失敗主義與弱者崇拜有深厚的中國根源。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又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而一般認為推崇積極入世的儒家，在與西方文化對比之後顯得特別文弱。在孔門子弟中最具剛健之武士氣息的子路常常是孔子調侃的對象，並被賦予了「暴虎馮河」這樣的評語。據說，胡適先生曾考證過，古代的「儒」一字在字源上具有「弱」的根源。韋伯也指出，西方文化當中作為史詩英雄之主要特質的「勇氣」一美德，早在儒家的經典「春秋」中就已被刻意貶抑（Levenson, 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p.53）。

 

若是擺在西方文明中，衛青與霍去病這樣在掃蕩異族的鬥爭中立下彪炳戰功的角色一定會成為傳頌千古的史詩英雄。但今天中國人中記得這兩位大將的名字大概寥寥無幾。相反的，從王維的「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與王昌齡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渡陰山」看來，這位慷慨豪邁但始終鬱鬱不得志的老將軍得到更多來自後代的同情。

 

在民間文化裡，中國人崇拜的英雄永遠都是失敗者。劉備除了愛哭之外沒別的本事，輔佐他的諸葛亮六出岐山，無功而返，留下一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明志。關公與岳飛受封武聖，諷刺的是他們生前都沒有達到光復故國的理想。能騰雲駕霧，七十二變大鬧天庭的孫悟空，勉強貌似西方文明中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的大英雄，但轉眼被如來佛一掌壓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甚至擺脫不了無能的唐僧的緊箍咒。梁山一零八好漢風風火火大鬧一場之後只落得各個身首異處的待遇。

 

在當代的金庸小說中，真正為國為民，有理想有抱負的角色，如郭靖與蕭峰，皆不得好死。反而是張無忌、令狐沖、楊過、段譽、韋小寶這類對社會上的是非善惡抱著一種無可奈何而寧願遺世獨立的人物，得以與如嬌美眷廝守終身，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看到這裡，我們或許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一定要將政治改革拉高到文化改革的層次，為什麼孔子一定得「刪詩書、修春秋、訂禮樂」。所有的政治問題一定都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這將會是未來中國人遲早要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