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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天針對富士康的問題投書中國時報,但這兩天都沒刊出來,看來是無望了。
 
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讓數字說話。而且,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數字得出來的結果都可以說明,至少已經曝光出來的富士康12跳,並不算一個太驚人的數字。
第一,WHO的網站上寫說,1999年中國的自殺率是十萬人有13.9人。假設我們可以把這個數值套到2010年中國南方的一個城市,我們可以得出一個25萬人的工廠(龍華廠的員工數)平均每年會有34.75人自殺,大約11天不到就一個。從今年一月二十三號到五月二十六號,也就是從富士康第一跳到第十二跳,總共124天。如果這樣的類比合理,我們可以預估這124天中會有11.8人自殺,而富士康員工的的自殺人數12,並不突出。
若是我們再以富士康的員工有六十萬人(富士康官方網站公布的數字)或八十萬人(一般人說的整個鴻海集團的數量)來算,12實在不能說多。
 
第二、以台灣省的數據來看,行政院衛生署公佈(這個資料還真難找,是我在立法院工作的學長託一個社工幫忙查到的),2008年台灣的自殺率是每十萬人中有17.9人。自殺列居全台十大死因第九名。以這個數字去算,一個25萬人的工廠在124天裡應該會有15.2人自殺。更是比12多出許多。
 
第三、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衛生局統計室指出,2005年,台北市每18小時48分就有一人自殺,平均每天1.3人。那一年,台北市人口約260萬。以此類推,一個在台北的25萬人的工廠每天平均會有0.125人自殺。124天中大約會有15.5人自殺。
這些數據都說明一件事:長期來看,富士康這段時間被爆出的12起自殺案,雖然當然是很不幸的事,但至少從冰冷的科學角度上來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如果我們以整個富士康擁有的六十萬或八十萬員工來算,12起自殺案算是相當少的。我們或許應該懷疑,富士康是不是隱瞞了其他的自殺案,或是媒體只把焦點集中在"跳樓"自殺上,否則,以富士康人數之巨,這一百多天之內自殺的人數應該遠不止12起。
 
當然,有很多合理的理由可以去懷疑這些統計數據及其運用的效力。例如:
 
第一、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的兩位教授,葉婉榆與詹長權就指出,工作人口的自殺率應該不等同一般人口的自殺率,而是應該更低,因為,能工作的人一般來說是比較健康的。
 可是,不知道他們是否也考慮過,工作人口雖然比較健康,但精神上與體力上的負擔也比許多人(閒居老人、小孩、學生)要高的多。所以,很可能,工作人口的自殺率應該比一般人口更高,因此,富士康的自殺率不高於平均值,也可說是值得鼓掌的表現。
 
我相信兩位教授一定對這個說法有所答覆。很可惜,報紙上的投書字數不能過長,沒機會看到更深入的討論。
 第二、不少人(例如少華)指出,這一系列自殺案件的問題,不在於多,而在於密集。他們很驚訝、憤慨,怎麼會短短一段時間之內就死了這麼多人?
 然而,首先,根據維基百科的整理,這12起案件當中,的確有4起是在連續兩天中發生(第五與第六,第十一與第十二),但剩下的至少隔三天以上,也有隔一個月以上的(第一與第二,第六與第七)。平均下來,約10天死1人。與整個全中國的平均值相差不大。
 
其次,「密集」的定義是要看觀測者的觀測方法而定。若是以六天為期,那從五月二十一號到五月二十六號,六天死了三人,的確很嚇人。但,同樣以六天為期,從四月十號到四月十五號,一個人都沒死,這樣是不是就說富士康員工待遇福利都很好呢?當然不是。關鍵在於我們選擇的觀察點與觀察範圍,而這樣的選擇,當然可以是非常主觀的。研究者可能會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選擇特定的觀察方法,以得出有利於自己的結論。對富士康反感的人可以隨意挑兩天對富士康最不利的日子。不過,若是我們把觀察範圍從六天拉長到一百天或一年,就可以發現富士康的自殺率並不特別密集。
 
從統計的角度來看,任何少量的案例都可能會呈現出反常態的異例,但這些異例可能不具有實際上的參考價值。譬如說,你去賭場賭博,一開始就連拿12張A,你當然很高興,但誰都知道,連拿12張A完全不代表你接下來會一直拿A。
 
 當然,「密集說」還是有一定作用。它點出,在五月六號到二十六號的21天裡,有6名員工自殺。富士康應該去檢討為什麼這六天中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頻率。然而,當我們把時間範圍拉長來看,密集說就失效了。作為一個企業,富士康大概也不太可能為了特種近乎突發狀況的事件做防範。就像我們造橋鋪路,只求能抵擋三十年或五十年一次的大水,不可能去防三百年一次的大水。
總而言之,若是以上的統計數據與應用有效,最近媒體上曝光出來的12起案例並不足以證明富士康的管理有特別值得非議之處。若是我們還要懷疑富士康,我們真正該好奇的是它是不是有隱瞞其他的案情?若是我們同情富士康,我們該好奇的是為什麼這本來不是新聞的新聞會突然被大量密集炒作?是有心人士的刻意介入?還是又是不負責的媒體在搧風點火,製造子虛無有的話題?
 
最後做一點澄清。從富士康事件爆發之後,很多人已經開始注意到一些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譬如中國社會裡中下階級的悲慘遭遇、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台商在中國的特殊處境與其政治影響,等等。這些問題都很好,也很值得深入討論。如果有人主張工人的待遇應該被改善,我完全贊成。
 
問題只在於,四個月內的12起自殺案件是否足以「證明」富士康給予他的員工過大的壓力以及不人道的管理環境呢?我不認為如此。數學上、統計上的沒有可以證明這種因果關係的證據。
 
如果這整件事最終導致了一場大規模的勞工運動,或是中國政府最終決心提高工人的工資與待遇,這當然是好事。如此一來,免不了的富士康三個字也會在中國史、工會史、無產階級革命史中永久的被烙上「血汗工廠」的污名。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史學問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巨大歷史變動的引爆點,常常是一件幾乎無關的意外造成的,譬如說武昌起義的爆發。這樣一來,2010年的富士康其實只是一隻代罪羔羊,人們從這個名字添加許多解讀,像是工業化強國對第三世界的剝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為了成為世界工廠而犧牲掉的老百姓的福祉。由此觀之,或許,「富士康」會成為一個注重勞工權益的進步社會的新「秦檜」。
 
 
 
二、
 
我更感到興趣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有人進一步去檢討,為什麼整個1999的中國與整個2008年的台灣的總體自殺率並沒有低於一個據說是非常不人性化的工廠呢?
 
這難道不是恰恰說明,整個中國、整個台灣,本身的生活環境並沒有高出大家所譴責的血汗工廠多少嗎?
 
當我們在抱怨現代社會生活不易、心理壓力太大,所以年輕夫婦都不願意生小孩的時後,我們不也是在抱怨我們生活在一個血汗多過歡笑甜蜜的社會嗎?
 
坐在擁擠的捷運上,看著一個個抱著石頭般厚重的課本打瞌睡的學生、穿著光鮮時尚但神情木然的上班族,我很好奇,有多少台北人敢說他過得很快樂?
 
2008年,全台灣有4128人自殺。平均每天有11人。
 
 
 
三、
 
以下是給中時的投書:
這幾天來富士康幾乎天天都傳來有員工跳樓的消息。總是當人們還在討論第N跳的種種時,第N+1跳又閃電般的佔據了新聞頭條。相關的討論與批評不斷,昔日戰果輝煌的鴻海帝國於今隱然已背負上「血汗工廠」之惡名,郭董也面臨了巨大的道德與商業上的危機。
 
然而,在進一步的指責之前,我們不妨看一看相關的數據:
 
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網路上公布的資料顯示,1999年中國的自殺率為13.9(每十萬人)。而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公佈的資料,2008年全台灣有4128人自殺,自殺率是17.9(每十萬人)。再以台北市為例,2005年每天有1.3人自殺,亦即每19個小時不到,台北市民身邊就有一人自我了結他或她的寶貴生命。
 
因此,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一個具有六十萬員工的工廠(也就是富士康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的員工數量),每年平均大約會有80到100人自殺。如此看來,「12」也許並非一個該被過份誇大的數字。
 
當然,這樣說的目的並不是為富士康或其他類似的以廉價勞工賺錢的公司開脫。每一個企業都應該盡其可能的妥善的照顧它的員工,這是企業的基本責任。然而,媒體或許也不需見獵心喜,瘋狂地在富士康最近的悲劇上大做文章。
 
宏觀的去看,自殺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問題,並名列2008年國人的第九大死因。深度的去探討為什麼現代人越來越不珍惜生命,或許是我們社會真正需要的一個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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