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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理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學」討論各種民主政體時，說過一句很奇怪的話。他說以農夫中產階級為公民主體的民主政體會是最穩定的，因為「辛苦謀生的人們不可能有足夠的閒暇，所以他們情願樹立法律的權威，只在必要時才召開公民大會。」（Politics,1292b25）
這句話不是很容易理解，因為雖然亞氏對民主並沒有太高的評價，但他確實是相信在政治參與中，人的品質可以獲得提升。同時，他也相信在民主政體中，集體的智慧與德行可以相輔相成，因此比起被少數人統治的政體要來得好。（但這樣說的前提是，亞氏還是以為最好的政體得由少數德行超群的人來執政。只是因為這種政體幾乎不可能在現實政治中實現，退而求其次，民主勉強還算可行。）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當亞理斯多德說越少參與的民主是越好的時候，比較趨近他的老師的那種對尚古黃金時代的懷念。那時候人心尚未腐壞，社會上代代相傳的習俗規範大致上受到尊重。所謂的政治事務也都很單純，善良的村民偶而在農暇時聚集在一起，討論討論也就算了事了。那甚至更像老子說的那種「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
不論如何，農民（不過這裡說的農民，其實好像也包含了那些小生產規模的工匠業者）那種自食其力、靠天吃飯的生產模式，確實是亞理斯多得最欣賞的。相對於務農而言，商業貿易賺取過多的暴利，使人迷失在金錢與不必要的享樂之中。他說，這樣的人「只知道追求生命，但不知道如何追求更好的生命」。（Politics, 1258a）
在希臘與羅馬時代，政治家們都相信能為政體帶來穩定的最好公民應當來自於農民：農民有田有產，因此在政治決策過程中會有追求秩序與穩定的傾向。羅馬共和時代的政治家或文人，都將自然的田園生活理想化為一種人的生活模式的典範。
也因為早期希臘、羅馬的公民大部分都是農民，他們的戰爭在現代人也中也很可笑。春天要耕種、冬天太冷、只有夏天沒事的時候兩個城邦的人打一打。手段最兇殘的戰爭，也不過是在秋天收成的時節去把別人的農作吃光。連城市都不去攻打。那時候，人與人的鬥爭被自然的規律限制住，要狠也狠不到哪裡去。
希臘城邦自己從來沒有發展出專業化的部隊。因此，在遇上馬其頓人的傭兵時，就只有挨打的份了。羅馬人一開始的作戰規模也是很有限的，等到專業化軍隊發展出來，使海外征戰成為可能，共和政體的覆亡也就不遠了。
當商業與軍事的擴張逐漸在國家內製造出大量無田無產的人口時，政治就幾乎無可避免的開始不安定。Pericles時，雅典政府開始給付參與陪審團的公民一些津貼，從此之後，某些窮人開始以此為業，政治參與成了生財之道。羅馬共和末期，大量的都市游民成了訴諸民粹的政客的私人部曲。他們期待凱旋而歸的的將軍發放他們掠奪來的戰利品、或是民粹派政客(popularis)譁眾取寵的政策。當希臘羅馬還停留在主要是農民建立起來的小城邦時，這些亂象都不可能發生。
不過，既然有這些政體中都對參政權有財產上的限制（羅馬好像沒有明文規定窮人不得參政，不過羅馬人質疑窮人的能力是事實。），可以想見，太窮的農夫就不夠資格參政。明明大家都一樣的種田，為什麼你會特別窮呢？那表示你不是太笨、太懶散、就是太浪費，當然沒有資格參與政治。或許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當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還停留在最簡單的農耕時，用財富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應享有參政權，多少還是有一點道理的。
斯巴達算是一個特例。城邦分配給他們公民每人一塊土地，但公民不必實際負責耕種，牆稼之事交給奴隸。其他希臘城邦裡的人都是先要有田地才能成為公民（不過也有學者持相反意見，主張雅典的公民資格是獲得土地的先決條件。我不能分辨哪一種是對的。不過一般通俗的講法都是採取前面一種見解。），斯巴達相反：你先是公民，然後能從國家獲得土地，在變成形式意義上的農民。
斯巴達這種變形了農業政體對她的發展造成嚴重的限制。雖然她的部隊訓練精良、士氣高昂，可是始終都面對來自城邦內部的農奴盼變的威脅，以致於其勢力擴張始終有限。
在近代，這種農民崇拜完全的體現在美國的建國爸爸Thomas Jefferson的思想裡。他認為美國之所以能與歐洲不一樣，就在於美國的生計主要是靠農業經濟，而農民是品德的代表。他說：
「鄉村生活與村民是公民道德與個人生命活力的泉源」"Rural living and rural people are the wellspring of civic virtue and individual vitality."
「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最好的社會基礎是農民。」"Farmers are the best social base of a democratic republic."
「在土地上辛勤謀生的人是上帝的選民。」"Those who labor in the earth are the chosen people of God, if even he has a chosen people."
「在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或任何一個國家，出現過大規模的農民的腐敗的現象。」"Corruption of morals in the mass of cultivators is a phenomenon of which no age nor nation has furnished an example."
最妙的是，他在一封信中這樣說到：
"I think our governments will remain virtuous for many centuries, as long as they remain chiefly agricultural; and this will be as long as there shall be vacant lands in any part of America. When they get piled upon one another in large cities, as in Europe, they will become corrupt as in Europe."
Jefferson的這種看法在美國的開國元勛之間也算特例就是了。比較保守的聯邦黨人對農民就沒有這麼樂觀。縱然如此，他們對都市無產者的見解倒是相通的：City mobs是最大的威脅，一切政治動亂的根源。
我們要說這一齣農民狂想曲是落伍過時的嗎？我覺得到也未必。即使在現在，大體上農民總還是保有了更多的一些傳統價值，也比都市人更有人情味。這在美國、台灣皆然。在美國的中西部，所謂比較落後的地方，人都很好客、熱情，治安相對來說較好，種族歧視的事也比較少見。一到了東岸的紐約、華盛頓，就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一樣。街道上多的是亂按喇叭、不禮讓行人的車輛，行人彼此之間也很冷漠，店員的態度很虛假生硬。很熟悉嗎？對，就跟台北一模一樣。同樣的，台灣的中南部、特別是東部，的人也是比較親切且有人情味。
如果說，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情感上的連結是一個穩定健全的政治社會必要的基礎，我們應該懷疑到底是城市人口還是農村人口才是敗壞政治的元凶。農村人口可能相對來說封閉、保守、無知，但這對政治的傷害不見得是最大的。Jefferson說：
"The people are not always well informed, but it is better that they have misconceptions that make them restless than that they be lethargic--for lethargy in the people means death for republics."
前一陣子國民黨輸掉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台灣又流行了一陣子關於「高雄學」的呼聲。這口號說對了一半，台北人的確應該走出那小小的盆地，多看看整個台灣。但另一方面，高雄人、南部人、東部人、鄉下人可拾起更大的信心，不要被動的期待冷漠的都市人的同情與理解。我們不妨反過頭來，去看清楚那些在博愛特區裡的政客、在信義商圈、敦化南北路、民生東路上一棟棟豪華的現代化商業大樓裡的富商巨賈，看清楚他們是怎樣把我們的國家搞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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