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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我人在鹽湖城市立圖書館唸書。其間我離開一下去上廁所,之後又去書架上逛了逛,大概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吧。回來時卻發現,座位上除了我喝剩的可樂的空瓶子,東西通通不見了。坐在我後面的美國人好心的跟我說是警衛拿走了。
我東問西問,終於問到了管事的警衛先生。他說按照規定圖書館裡是不容許沒有人主人看管的包包的。然後嘰哩刮拉的跟我講了一堆大道理,又是為保障我不被順手牽羊,又是為了公共安全,云云。
不過他倒講了一件真的很恐怖的事。就在去年九月,真的就有人放了一個有炸彈的包包,爆炸炸破了圖書館的窗子。所幸沒傷到人。
這樣一鬧,我書也念不下去了。難道在圖書館念書也得提心吊膽嗎?
其實,我覺得對付這種炸彈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聞不問。或許他可以得逞一兩次,但是若是大眾對他的反應是置之一笑,就當作被瘋狗咬到,他自然也會覺得索然無味,因而打消再次挑戰這社會的念頭。相反的,我們越是驚慌,壞蛋就越是從中獲得滿足。但是很遺憾,一個社會越是安定富裕,人們就越失去了那種面對危險時所需要的泰然自若,而只好採取一些很鴕鳥的手段來對付恐懼。異常行為要求社會控制,越多的社會控制激發不滿,越多的不滿引發更多的控制,於是就造成一種惡性循環。誰都不願意看到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但問題是當我們真的為了一粒老鼠屎而去放棄一鍋粥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是試圖用更大的暴力去解決根本上不能用暴力解決的問題,而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
柏拉圖在理想國裡說「當一個國家裡醫生越來越受尊重,就表示這個國家的病人很多。同樣的,當一個國家越來越靠法律來治理人,當律師的地位越來越受尊重,就表示這國家的人心病了」。老子說「法律滋章,盜賊多有」、「天下皆知善,斯不善已」。孔老爹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過追憶過往並無益處,以後去撒尿時記得得帶著書包去,才是王道。
晚上,去Fedex打工。我的老黑朋友Neal平常天天都是笑顏常開,露出他那白白的牙齒,很樂天的樣子,今天也不知道怎麼搞了,居然跟一個大胖子很嚴肅的槓起來,然後匆匆氣呼呼的走掉。不過他的英文我根本聽不太懂。後來,他很好心的慢慢跟我解釋他之前在吵什麼。原來那大胖子跟他打招呼的時候喊了他一聲「boy」。Neal說,他知道那胖子只是無心的開玩笑,但是他覺得他得提醒那個胖子,不是每個人都樂於這樣被人稱呼的。他說他在佛羅里達的時候知道,如果你在街上隨便這樣叫一個黑人,那些沒受過教育的年輕黑人可能會因為這樣一槍把你砰掉。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前一陣子的一則新聞報導。Virginia Tech的悲劇發生後,Utah Chronicle上報導了一位UU的學生,他每天上學的時候,都會在書包裡放一把上了膛的手槍。他說他不覺得這校園裡有任何的危險人物,但是,萬一真的有啥不測的時候,他希望他是有準備的。
我當時看到這新聞,覺得這傢伙鐵定是瘋了。可是,誰知道呢?如果在一個小小的市立圖書館唸書都有可能被炸傷、在街上跟人打聲招呼會腦袋開花,我們或許得承認他是對的。
這國家可能給了人民免於恐懼的權力,但沒做到給人民免予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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