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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電影Jumper的一開始，年輕的男主角向心儀的女生示好，但被校園惡霸從中阻攔。惡霸把男主角本來打算送給女生的水晶球丟到結凍的河水上。男主角走上河面，想要把水晶球撿回來。偏偏這時河面破了，男主角掉進冰封的河底，又被急流沖往不知何方。生死一線之間，男主角的超能力被激發出來。一晃眼，他置身學校的圖書館裡。他匍匐在地板上，一身濕漉。狼狽的抬起頭來，他看到圖書館牆上的一個標語：
Escape To Your Library.
圖書館是一個供人「逃」的地方。一個男孩交不到女朋友，又被同學欺負，還能幹什麼？只能躲到圖書館裡唸書了。對這樣的人而言，讀書只是他們用以逃避世界的避風港。
正常人為什麼不愛唸書？因為生命本身是美好的，因為世界本身就是一切知識的寶庫，所以，健康、誠實、有智慧的人都不會讓自己拘泥於書本當中。
所以，在美國電影裡「好學生」在校園裡不會有太高的地位。愛唸書的、成績優秀的的好學生都是nerd, freak, 或loser。他們戴著厚重的眼鏡，講話怪聲怪調，參加舞會的時候沒有女伴相陪，一群男生週末湊在酒吧裡眼紅隔壁桌的辣妹。要在校園裡出風頭，男的清一色是運動員，女的必須是啦啦隊長。
這不只是電影。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可以從旁佐證。美國大學非常重視校際運動比賽（包括NCAA等等）的成績。他們認為該校今年在全美運動比賽的表現會直接影響到他們明年的招生情況。什麼原因呢？我認識的美國人也說不能理解，但這是一個已被公認的事實。其結果就是，美國大學每年會砸下大筆金錢去招收優秀的運動員與教練。兩年前猶他大學的美式足球表現不錯的時候，據說校隊教練的薪水比校長還高。
再回到電影。這種校園風氣非常生動地呈現在Indina Jones身上。他不只是一個普通大學教授，還是一個在學術界很有份量的權威。但他真正的讓大家為之風靡的身份是一個揮著皮鞭與壞人生死搏鬥的badass。在Harrison Ford的另外一部電影What Lies Beneath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戲劇性的對比。在該劇裡面，他飾演一個符合一般人心中的印象的大學教授。一襲筆挺的西裝，溫文爾雅的態度。但隨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樣的Harrison Ford其實是一個背著妻子與女學生偷情的殺人兇手。
「好學生」在校園裡是怪胎，出了社會就變成大妖孽。美國電影裡「科學怪人」的形象比比皆是。譬如說Spiderman第一集裡面的綠怪人與第二集裡面的八爪怪人。Hulk第一集裡面男主角的父親與第二集裡面的Mr. Blue。在Bourne Triology之中，男主角所有的苦難都起源於一個泯滅人性的科學實驗。在Beutiful Mind當中，羅素克洛飾演的天才數學家整天活在自己的幻覺當中。拯救他的不是他的老師、同儕、書本中的偉人、或一切跟學術有關係的東西，而是他那位因愛而不屈不撓的妻子。
有另外一個數學天才，他很幸運的沒有墮入知識的陷阱裡。他是電影Good Will Hunting的主人翁。在該劇裡，享譽隆盛的大學者都是心理變態。得過數學界的諾貝爾講的數學教授表面上驕傲得不得了，私底下又因為怕學術成就被別人超過而擔心得睡不著覺。知名的心理學家因為下星期要上全國聯播的電視節目，現在卻不願意多花幾分鐘跟眼前的男孩多聊兩句。只有一個學者是例外，心理學家Sean。他知道在所有的心理學理論之上，人與人之間的trust才是最重要的。
對Will Hunting來說，他的天才頭腦對他的人生一點幫助都沒有。他的記憶力、他的反應力、他的辯才無礙，反而是破壞他與一般人正常交往的障礙，因為知識讓他看到了人的脆弱與不完美，因此讓他排斥人生。電影最後，Sean靠著真心誠意感化了Will，讓他願意去接受現實世界的人與事。而Will也毅然決然的放棄他的金頭腦所能帶給他的高薪，遠走他鄉，去尋找與他深深相愛的女生。
在一段關鍵的湖邊對話當中，Sean指出了Will的問題所在。只是這問題不是Will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所有崇拜知識的人的問題。Sean說，一個人可以完全掌握有關米開朗基羅的一切生平、興趣、藝術理論、技巧，但這不表示他能被西斯汀教堂壁畫的美給感動。一個人可以熟讀莎士比亞的情詩，但這不表示他能去愛。一個人可以頭頭是道的運用佛洛伊德的理論來分析別人有多變態，但他可能完全不懂生命可以為人帶來多少挫折與痛苦。
聰明的Will念了很多書，他從這些書中找到很多理論來分析這個世界的問題。然而他若是不願意坦然真誠面對這個世界，所有的理論都只是讓他成為既傲慢自大卻又自暴自棄的小混混。就像很多人相信Plato是一個把自己封閉在他的形上世界裡的失敗者、妄想者一樣。
Heidegger告訴我們，現實世界遠比我們所能看到的、所能想像的、所能用抽象的理論概念來描述分析的，還要複雜、還要深刻。在這種情況下，自我膨脹的知識只是阻礙我們過一種更真實的生活的障礙(Steiner, 78,82)。在這一點上，美國人是Heigedder的信徒。真正的「生活」等在我們前面，它拒絕我們的分析與論斷。我們只能向它敞開自己，勇敢去體驗它。
二、
於是我們知道，美國人對知識的歧視其實是一種深刻智慧的展現。於其說他們歧視知識，不如說他們非常清楚的知道知識的侷限。知識若是不能落實在實際生活當中，而只能飄懸在抽象的空談層次上，甚至成為一種自我麻痺的理論體系，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然而，現實比理論更複雜，因此僅僅具有知識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化理論為行動的勇氣與毅力。
事實上，知識往往是讓人在下定決心行動前頭腦打結、畏首畏尾的障礙。文化越深厚、歷史越悠久的民族往往越是不能從千絲萬縷的歷史與政治中掙脫出來。
看看歐洲吧！美國人沒有一個思想觀念不是從歐洲學來的，可是歐洲人從這些思想中得到什麼呢？美國獨立戰爭的同時，法國陷入了大革命的混亂與恐怖。拿破崙之後，歐洲對民主的希望破滅，重歸過去的貴族專制與權力均勢。再一百年之後緊接著兩次世界大戰。一個曾經孕育歌德、貝多芬、康德、黑格爾、尼采的偉大國家成了巨型殺人機器。另一個因為有笛卡爾、百科全書派、盧梭、伏爾泰、孔德、印象畫派、存在主義而同樣偉大的國家，像一個侏儒一樣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國家被敵人毀滅。這個爛攤子還是要靠美國人來收拾。
美國人知道，一個幸福的人生、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個強大的民族，不可依賴一群書空咄咄的學究。我們需要的是行動的意志與解決問題的魄力與手腕。在電影Dan in Real Life裡面，男主角Dan是一個家庭與愛情問題的專家，在報紙上的專欄中講的頭頭是道、感人肺腑。但在現實生活裡他卻瞻前顧後地不敢大膽承認自己的感情。電影告訴我們，若他不敢勇敢的跨出這一步，他就只能活在懊悔與惋惜當中。
這很顯然的是Kierkegaard哲學中「跳躍」一概念的運用。只是美國人不搞病奄奄的玄學清談，他們熱愛生活。把知識落實在生活之中需要的活力、勇氣、與信心，簡單說，生命力，這才是美國人最重視的東西。無論一個人相信什麼，他得勇敢去實踐，劍及履及，並承擔這個行動的後果，成功與失敗，苦與樂。
這聽起來像是存在主義，但這是一種加強版的存在主義。人之強大的能動性克服了困鎖住我們的有限性。美國人不是那種只會躲在塞納河畔的咖啡館裡感嘆「存在與虛無」，然後看著自己國家被德國人踐踏的法國人。如果人生是苦澀鬱悶的，不要迴避、不要顧影自憐，讓我們接受它、面對它，然後找出好的辦法來改變它。如果在我們追求更美好的未來之前有阻礙，不要氣餒、不要怨天尤人，讓我們正面痛擊它、瓦解它。人的確脆弱又渺小。但，只要我們願意努力，沒有什麼東西真的可以擊敗我們。
其實也不能苛責法國文化，只能怪當時的法國人自己不爭氣。法國人的祖先，巴斯卡，早就說過「哲學不值得一刻鐘的學習」。是法國人自己遺忘了老祖宗的教訓。
Forest Gump的一生最能反映出了美國人這種信念。我笨，但在球場上我要衝第一個。我不懂女人，但我用一顆真心去愛她。我不懂得什麼是越戰，但我在槍林彈雨的叢林上我不會丟下受傷的同胞。我不會捕魚，但，只要我認真去做，上帝會眷顧我。
勇氣、活力、信心才是幸福人生的關鍵。一個人即使笨如Forest Gump，只要使勁向前衝就會成功。有沒有知識是次要的。更要緊的是，就算學富五車，也得像Indiana Jones般保持頑強的意志與鋼鐵般的拳頭。這是美國文化中一個不變的主題。
Fustel de Coulanges認為古羅馬人無論是睿智的元老、剛毅的將軍、沈著的斯多葛哲學家、或僅僅是一家之長，他們首先都是一個虔誠的祭司(Coulanges, 204)。類似的，John Crow形容一個西班牙的卡斯底爾人(Castilian)儘管外表可能是溫良的農夫、天主教士、或是牧羊人，他們骨子裡都是不怕死的冒險家(John Crow, 124)。因此，西班牙才有能力發動中古基督教世界唯二兩次成功的宗教聖戰。今天，若是我們要找出一個身份作為美國人的代表，那就是強壯的運動員。一個足球場上的四分衛、一個全壘打王、一個手臂上的二頭肌將要炸射出來的大前鋒。勇往直前、奮鬥不懈的他們是美國人永遠的精神表率。
你若是曾在寒冬的清晨中看到十幾歲的美國少女穿著短衣短褲呼著一團蒸汽在積了雪的小徑中慢跑，你會同意我的話。
Thomas Jefferson，美國人偉大的建國之父，曾說：「一個國家寧可讓她的人民陷入無知與激情，也不可讓他們變得懦弱懶散。」這深刻的道理大概也只有美國人懂得欣賞。
三、
當知識被從高不可攀的王座被上被拉下來之後，升上去的是人的地位。美國人這種重視個人之決心與勇氣更勝於抽象知識的理念，與他們的民主文化互為表裡。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據她觀察，美國社會沒有「意見領袖」這種東西。原因很簡單，美國人太習於反抗權威了。這個權威當然包括各式各樣的知識權威。權威性知識該被反抗，這不僅僅是因為「真理應該遭受不斷的檢驗」這樣一個科學方法上的考量，更因為一個個人主義式的信念。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完整而獨特的個體，因此只有我自己能理解我自己並為自己提出建議。只有我才是自己的主人。任何一種來自他人的意見都是不當而有害的。
於是，美國電影裡有一個不變的鐵則。當主角遇到困難的時候，若是他自己不能拿定主意而聽從旁人的建議，這個建議必然是有害的。唯有當主角認清楚這個錯誤，幡然悔悟，重新為自己尋找到一個方向之後，他的人生才會踏上正軌。大多數的情況中則是主角直接拒絕接受他人的意見。
在電影Knocked Up中，男女主角因為一夜情而懷孕。男主角Ben嚇壞了，於是他去請教他爸爸。他爸爸勸他去迎接這個新生命，Ben答應了。但男女雙方關係進展不順利，孩子的媽提出分手。Ben很難過，他感覺到自己是個一無是處的廢物。他再次打電話給他爸爸，責怪他父親當初給他出的餿主意。這是他們的對話：
Ben : "You screwed me, Dad. You said everything was gonna be fine and nothing is fine. Nothing is fine."
Father: "Ben, I've been divorced three times. Why would you listen to me?"
Ben : "Because you were the only one giving me advice. And it was terrible advie."
Father:"You can go around blaming everyone else, but in the end, unless you take the resposibility for yourself, none of this is gonna work out.
但是Ben很迷惑。他希望他可以從他爸爸那邊得到一個速成的答案。但他爸爸拒絕這麼做......
Ben : "I don't know how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yself, okay? I don't know what to to do. I'm an idiot. Tell me what to do."
Father: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Ben, I love you. What can I tell you?"
Ben : "Just tell me what to do......"
男主角一頭霧水，意志消沈了一陣子。但最後他想通了。他跟過去的那些酒肉朋友斷絕了關係，租了一間乾淨亮麗的公寓。再找了一份新工作，讓他的人生從頭開始。他不再徹夜狂歡，把這些時間留下來研究育嬰知識。孩子的媽要生產的時候，不負責的醫生落跑。在他的愛人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已不再是一條廢柴，而是一個有肩膀的男人。孩子生下來了，從此公主與王子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另一方面，在女主角去徵詢她媽媽的時候，她媽媽建議她去墮胎。但女主角沒有。電影最後卻顯示這個老太太開心的抱著自己的外孫女。
這段故事反映出了兩個美國人堅定不移的信念。第一、自由是一個殘酷的事實，因為自由意味著只有你自己能為自己承擔責任。你只能靠自己。別人不管多關心你、多愛你，也不能為你做決定。第二、人生沒有固定的答案，你得為自己尋找一個適合你自己的。
美國人相信，在人生奮鬥的過程中，一個權威性之智慧的引導頂多只能從旁輔助，真正的關鍵在於個體之願意認真承擔起自身的生命的決心與毅力。在你的人生面前沒有任何一個權威可以阻擋你，但你更不能期待任何一個權威去輔助你。必要時，你得與你過去所在的那個世界切斷關係，一切從頭開始。前人在他們的生活中累積的經驗與智慧並不必然可取，因為那當中有太多的積習、無奈、妥協、與個別性。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人，有自己的個性、想法、自尊，你就應該去建立自己的新生命與新世界。
如此一來，美國人是Kant的啟蒙精神的忠實實踐者。康德所謂的啟蒙，就是一個人為自己做決定，不再輕易接受他人的意見。「意見領袖」在美國無法生存，因為每一個美國人都要作自己的主人，都只聽從自己的理性。當台灣人眼裡閃爍著癡迷的眼光仰面傾聽郭台銘、龍應台、南方朔、大前研一、彼得杜拉克說教的時候，美國人獨立思考。
的確，美國文化似乎從來沒有達到像歐洲那樣的深度。美國沒有哲學家，沒有偉大的藝術家或科學家。美國的娛樂工業把庸俗的大眾文化傳播到全世界。但是，我們究竟渴望一個生存在一群愚夫愚婦中間的智者，還是一大群不那麼博學但卻願意去嚴肅思考並能夠與朋友真誠對話的活生生的人呢？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美國人，無論他是工廠裡的搬運工、一把年紀還在做黑手的老頭、剛從阿富汗退伍下來的軍人、渾身刺青的地下酒吧DJ，也可以在咖啡廳裡與你侃侃而談他對政治與人生的看法。
美國人把Protagoras的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賦予一種更積極正面的意義，並以之作為一個現代人的精神指南。
四、
美國人的對知識的懷疑態度在歷史上並不孤單。我們從另一個偉大的民族，希臘人，身上看到同樣的氣質。
才情縱橫的希臘人是西方文化的源頭，怎麼會反智呢？這很簡單，只要我們看看希臘社會在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之前的文化氛圍就知道了。在柏拉圖的諸多對話錄裡面我們看到，這蘇格拉底始終念茲在茲的是說服他們的雅典同胞尊重哲學的地位，那正是因為在當時雅典人歧視哲學這種抽象而無實用的東西。在蘇格拉底之前，希臘人相信哲學家是那種整天胡思亂想，卻不能對現實人生與城邦政治有所貢獻的怪人（因此才會有一種主張聲稱蘇格拉底是把哲學帶到人間的第一人）。所以，關於西方哲學史上的第一人，Thales，有一個充滿戲謔的記述：「Thales看著天上的星星，卻忘了腳下的水井。一不小心就跌了進去（Arendt, 9）。」而更露骨的證據出現在與蘇格拉底同時代的喜劇作家Aristophane於「雲」 一劇中對蘇格拉底的嘲諷。
在前蘇格拉底的時代，在雅典的公民大會百花齊放、鐘鼓齊鳴，雅典的海軍主宰著地中海世界的時代，她的政治領袖Pericles告訴我們對智慧應該有所保留。他說：「我們雅典人熱愛智慧，但不會讓智慧讓我們變得膽小懦弱("We love the beautiful without exaggeration. And we love wisdom without softness or unmanliness.")」。
希臘人的天才讓他們洞悉智慧的副作用。從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來回顧，我們很清楚的看到，希臘哲學上的成果其實是希臘在其他方面失敗後的安慰獎。Nietzsche主張在蘇格拉底之前，希臘人一直是對日神的理性清明與酒神的激情狂熱並重，並保持在一種健康的均衡當中。在這個時代，希臘人有詩歌與悲劇，而無柏拉圖那種教條化的系統哲學。此時的指標型人物是Aeschylus。他既是偉大的詩人又是偉大的戰士。在承平的時候，他用他那傳頌千古的悲劇來饗宴他的同胞。在戰時，他能提起矛與盾殺退來犯的波斯人。
但這一切因為理性的崛起而輝煌不再。Nietzsche相信，蘇格拉底對理性過份的強調毀了一切。被誇張的理性壓抑了人性中的意志與熱情。在理性的巨廈前人變得多麼卑微。Hannah Arendt認為，希臘哲學的成熟發生在希臘政治走下坡的時代，於是充滿了對現實悲觀的氣氛。整個柏拉圖哲學，包括他的哲學家皇帝論與理型論，都是對人性失望後的產物。他越是激越的推崇一種超乎凡俗的理想世界，就越是反映出他多麼想要逃避現實世界裡的政治生活(Arendt, 6-8)。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在柏拉圖的對話錄之中讀出柏拉圖哲學中這種逃避現實的傾向。在Gorgias中，蘇格拉底與Polus討論什麼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Polus相信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枉死。蘇格拉底反對此說。他認為枉死者只要為人行事合乎正義，就算失去生命也不算不幸。相反的， 行不義的人要比遭逢不義的人更不幸。而最不幸的是那些行不義卻逃避受審的人(Gorgias, 469-480)。蘇格拉底的說法無法說服他的聽眾。在後面的對話中，Callicles提出典型辯士(sophist)的倫理觀。道德正義都是強者說的算，所以強權就是真理。哲學是最無用的東西。它頂多只能拿來給小孩做思維訓練。身為哲學家是一個人的悲哀。他們在自己陷入危難的時候不能用他們自豪的智慧來保護自己，更奢談保護親友(Gorgias, 483-485)。
美國人當然景仰蘇格拉底對良知與真理之執著，但他們也正視了辯士派的主張。「強權就是真理」當然不對。但是沒有強權為後盾的真理卻也窩囊。所謂「敗軍之將不可言勇」，那麼一個死囚的價值信仰又怎麼會有說服力？無論一個人相信什麼，總得先要有足夠的權力來捍衛他的信仰。
Nietzsche目睹歐洲人在柏拉圖、笛卡爾、康德攜手打造的理性巨廈之下變得蒼白無力，急呼我們應該重回悲劇時代的希臘，掙脫理性之韁繩，擁抱生命的熱情，做一個超人。美國人無疑是Nietzsche的超人哲學的偉大實踐者。
五、
孔子說：「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從前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尼采，我們看到西方文化在「文」與「質」當中擺盪。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看不慣當時希臘文化中的那種蠻勇險詐、成王敗寇的風格，矯之以思辯、推理、論證、說服。文則文矣，卻不免墮於泥滯迂括。今天的美國人走另一條路，寧願冒著「野」的危險也不願意落入「史」。未來如何不能知道，但目前看來美國人是成功的。
成功，不因為善，而是因為強大。
這種文與質、史與野的循環在中國歷史中也獲得見證。其可徵之於唐宋之別。唐朝強大、熱情、開放。而在那種四夷來朝、萬邦笙歌的帝國氣象中，人們不需要多餘的道德言說。有唐一代，中國人有政治、有武功、有詩歌，無哲學。錢穆先生說了，唐朝是中國儒家思想最黯淡的一代。一直到了韓愈才有所謂的「振興中華文化」的運動。
到了宋朝，一切都反了過來。宋朝的理學家將千年的儒、釋、道傳統融合擴展為一種更精緻完備的哲學系統，從而把中國哲學帶上了頂峰。然而，就像蘇格拉底師徒二人與雅典的關係一樣，精微奧妙的理論從不足以挽救垂危的社稷。相反的，人們去專研哲學理論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已經不能有所施展（如，錢穆說，烏煙瘴氣的東漢末年正是儒家經學大師輩出的時代）。於是，政治越昏暗，理論越精深。宏大的理論凸顯人的猥瑣。繁複的理論限制人的自由。此時的宋代理學不能再賦予人們力量，卻只使得人可悲。北宋與西漢一樣都有思想家，但整個開國精神與文化氛圍迥異。西漢的賈誼、董仲舒論政開啟了漢朝的大治，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的論政只加遽了國事的紛亂。最終，在不斷的黨爭中，宋朝的士大夫終究將他們的國家送進了歷史的墳場。在今天，儒家哲學在我們眼裡不外乎是三綱五常的桎枯，讓人想到的是在高聳的貞節牌坊下被囚死的人性。這不能不歸咎于宋儒。
宋代哲學中這種對於外在於人的社會規範的強調在外在形式上近乎西方的啟蒙理性。啟蒙運動固然是一種對人的理性精神的喚醒的主張，然而，根據理性的本質來說，理性之清晰、秩序、普遍、永恆的偉大特質使得人只能服從於她。啟蒙思想家一心一意尋求的是一種完美永恆的政治社會設計，而人只需要像機械一樣一步步的遵循這個外在的社會體制。甚至，根據啟蒙哲學中極端派的物質主義者的看法，人就是一部機器（La Mettrie寫的L'homme machine）。
驚人的是，從柏拉圖師徒到啟蒙運動，西方人的這種理性精神一方面固然佔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始終招受到強大的反動與挑戰。在啟蒙傳統之內，康德與黑格爾都對過於強調理性所可能對人之完整性造成的傷害提出警告與矯正。在啟蒙傳統之外，先有浪漫主義對它展開極為激烈的批判，試圖重新恢復人的情感、想像、道德等官能的地位。之後，又有叔本華、尼采大加撻伐理性，而把人的意志當作人性之首要。到了海德格，更翻天覆地的把整個西方理性主義傳統都給否定掉。
悲哀的是，一千年來中國人竟然不能從宋代所遺留下來的這種死寂般的氣息中掙脫出來。一千年來，中國人看不到過去司馬遷筆下的曹沫、田橫、侯贏、荊軻、田光、高漸離這樣的義士。唐朝文士還有李白「三盃吐然諾，五嶽倒為輕」之豪俠與韓愈「文起八大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傲骨，但宋朝的詩人也就只能寫些風化雪月了。朱元章與劉邦沒有什麼不同，皆出身市井無賴，但我們再也沒有項羽那句「彼可取而代之」所反映出來的英雄氣概。春秋戰國與魏晉的思想與人物，那就更加遙遠了。
沒有了那種強健的精神動力去反抗、挑戰、創新，其餘一切都是空談。在中國社會裡，知識、經驗、與智慧是如來佛祖的手掌心，即便你是孫悟空也被壓得死死的。它總是殷殷切切地以一句「為你好」勸誡我們不要用自己的頭腦與身體去探索世界，阻止我們去體驗他的生命與世界的美好。這一切體現在一句話裡：「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經驗與智慧獲得無上的權威性，否定了中國社會裡一切嘗試、探索、創新、發明的可能，成為我們明清兩代荒謬之極權帝制的知識論基礎。而正在同一個時代裡，西方人卻全方位地去探索著知識上的與地理上的新大陸。
中國人至今都沒有醒過來。無論崇拜或反對他們心目中那所謂的中國文化的人都沒有明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無論文化、傳統、智慧怎麼個變，人的自覺才是一切的基礎。孔子就明明白白的說了「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也正因為沒有看穿這個道理，今天我們在向美國「學習」的時候，也總以為我們只要能巧妙地從西方移花接木來某一種外在的技術、制度、理論、觀念就可以振興我們的國家，而對於根植於更深層的美國文化中的那種人的自發的剛毅勇健的精神視而不見。
有趣的是，今天的中國人似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從毛主席說「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蠻其體魄」並呼籲中國老百姓勒緊褲帶造原子彈，一直到今年夏天裡中國人把那「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拋在一邊，打敗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金牌大國，中國人已經從「文勝質則史」跨進了「質勝文則野」。到底這擺盪意味著中國人將在中庸之路上找到那個君子所處的平衡點，還是陷入一種盲勇的偏鋒，那就看往後中國人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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