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David Brooks在十月十七號一篇提名為"Thinking About Obama"的文章中討論了歐巴馬的性格。布魯克先生非常細膩的回憶歐巴馬過去兩年來在公共場合的表現，並將歐巴馬與過去的美國總統與他的對手麥侃先生作比較。布魯克大力讚揚歐巴馬之沈著、穩定、冷靜、與理性。
這篇文章讓我想到兩件事。
第一、從民主化開始之後，褒貶政治人物在台灣就不再是一個禁忌。顯然台灣人也熱衷此道。事實上，台灣人對「政治人物」的興趣遠比對「政治」的興趣來得高。我們所謂的「政治新聞」很大程度上根本就只是「政治人物的公共生活日記」而已。我們所謂的「政治評論」也不過就是「政治人物言行、能力、操守評論」。國際政治、國際經濟、憲政理論、政府結構、政策決策過程、政治文化、社會文化等等抽象的結構性問題不會成為公眾議題的焦點，甚至也不是政治菁英的焦點。
然而，儘管我們對個別政治人物的個別言行有著近乎狂熱的興趣，很遺憾，我們從未從其中發展出更有意義的系統性理論。我們沒有深到去探索政治人物的心理、成長背景、待人處事的模式、從政的原因、追求權力的動機、在政治競爭中成功的原因、對台灣社會與人民的看法、對台灣政治前景的分析判斷、乃至於對人生、歷史、民族、國家的觀點。我們也沒有廣到去分析比較不同政治人物的性格、作為、成就、立場，並從中交叉比較來推演出一套更宏觀、客觀的比較政治人物的方法。
中國自古講究人治。因為人治，所以對政治人物的品行就很有講究。「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有謂「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一字之褒，榮於華袞」，講得就是建立一個月旦臧否人物的典範。從東漢到魏晉中國人尤重此道，於是在政治上有陳群倡九品官人法，於文學上有劉義慶編世說新語，其中類似管寧割席、陳元方答客問的故事清楚的把各個人物誰可敬、誰可鄙呈現出來。後人一看就可以有個為善避惡的依循。可惜今天的台灣沒有發展出這樣的東西。
西方人相對的來說不講人治，但也不完全如此。美國人信仰他們的憲法，但同樣崇拜他們的建國之父。美國政治學一般不探討個別政治人物，但也有政治心理學這樣的學門。從布魯克先生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政治菁英對政治人物看得比我們還更仔細。
台灣人每天都在批評他們的政治人物。但可惜的是，昨天的事人們今天就忘。若沒有綜合整理出一種在時間與空間向量上都有廣度的系統性紀錄，以形成一種近於客觀的標準，這些評論就都只是船過水無痕，長遠的看，對我們的國民與政治家的教育、以及國家的發展都無助益。若是有人有興趣與恆心，應當根據2100全民開講、大話新聞、文茜小妹大等節目，根據上面來賓的話，為我們的政治人物作一個言行錄。然後，再針對這些來賓的發言，為他們作一份言行錄。最好再輔之以深度的訪探、調查，為這些公眾人物作傳，建立標準，以為借鏡。
第二、布魯克先生在比較歐巴馬與過去美國總統從政動機之異同時說了如下的話：
Some candidates are motivated by something they lack. For L.B.J., it was respect. For Bill Clinton, it was adoration. These politicians are motivated to fill that void. Their challenge once in office is self-regulation. How will they control the demons, insecurities and longings that fired their ambitions?（有一種政治人物是為了滿足某些需要而追逐權力。詹森總統渴望的人們的尊敬，柯林頓渴望的是群眾的喝采。這類政治人物從政是為了彌補內心的某種空虛或匱乏。對這類人而言，一旦掌權之後，最大的挑戰就是是否能夠自我控制，否則就會被自身內心的不安全感與空虛給困惑、吞噬。）
But other candidates are propelled by what some psychologists call self-efficacy, the placid assumption that they can handle whatever the future throws at them. Candidates in this mold, most heroically F.D.R. and Ronald Reagan, are driven upward by a desire to realize some capacity in their nature. They rise with an unshakable serenity that is inexplicable to their critics and infuriating to their foes. （但有另外一種政治人物，他們追逐政治權力卻只是為了發揮、實踐一種已經存在於他們本性當中的內在力量，其中以羅斯福與雷根為佼佼者。他們在崛起的過程中展現出一種讓常人驚訝讚嘆的沈穩冷靜。他們在面對未來時沒有畏懼，可以從容應付。）
如果我們把這兩段話當作是一般政治人物的傳記來看，那沒什麼。但如果我們把它放在民主政治理論與比較政治學的脈絡之下來看，就很有趣。政治人物從政可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偉大的抱負，不是經世濟民、不是完成民族統一大業、不是獨立建國，而是為了滿足私慾。私慾可以有高下之分，但總是私慾。他們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某種慾望才從政的。
誰來從政？他們為什麼從政？這是一個台灣人完全不用心探討的問題。我們知道我們的政壇裡有王金平、林義雄、朱立倫、沈富雄、顏清標、高志鵬等等。我們討論他們的優劣、討論他們可能的未來，討論為什麼我支持某人而反對某人。但我們不討論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別人進入我們的政治場域當中。我們不討論這些人為什麼從政，而其他人（王永慶、林懷民、郭台銘、龍應台、陳芳明、李鴻禧、南方朔、黃創夏....）為什麼不從政。
這種不足並不是台灣人的錯。因為這個不足始終就是古典民主理論裡的一個特徵，台灣人只是延續了這個特徵。從霍布斯、洛克、在一直到美國憲法，都不討論誰會來從政。他們與<理想國>裡的柏拉圖與<君王論>中的馬基維利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關切。他們不關心如何讓最好的人出來統治。他們不關心統治者的素質。他們不關心如何透過教育讓從政者獲得正義、仁慈、智慧、勇敢、機智等卓越的德性。他們的出發點不是追求政治的最佳可能，而是避免政治的最惡可能。他們首要的關心是：「無論我們的政府落入了怎樣的爛貨手裡，其危害都可以被有效的管理限制。」所以有了個體基本權利的保障、法治、三權分立、兩院制、政黨競爭、權利分立與制衡、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分權、以及現在美國人覺得相當不合理的選舉人團制。
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合乎邏輯的結果。因為民主的本意就是讓所有公民都來參與政治，並讓他們有機會取得政治權力。因此，在一般性的國民教育之外，若是另外再談未來的統治者的教育、訓練、與挑選，這在本質上就是一件與民主信仰相反的事。
這樣的憲政設計與他們的另一個信念並行：人把他自我的安全與利益當作為一切思考的出發點(egoistic)。因為人都是自利的，所以我會擔心自身利益的受損。因為人是自利的，所以我知道我可能會被別人傷害。因為人是自利的，所以我不期望別人或是政府會好心照顧我的利益。因為人是自利的，所以我知道當我受傷害時我只能靠我自己去討回公道。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在公共政治場域裡面人會與他人或不同利益團體「競爭」，會去「監督」政府，會「抗議」政府的不良政策，會「反抗」暴政。簡單說，人與人之間會互相「制衡」，因此反映不同民意的權力部門自然也會互相「制衡」。於是，自利的人成為古典民主理論裡面的基石。
這樣一種民主理論無法解決一個困難：因為人是自利的，優秀的人如果在其他職業裡更能滿足他自利之動機，他不會從政。事實上，他不需要、也不該從政。你從哈佛大學畢業時若是知道自己一旦進了華爾街可以在二十年後成為年薪千萬美元的執行總裁，你就不會想去選市議員或當律師，否則你將因為違反利益最大化原則而被冠上不理性(irrational)之污名。
法蘭西斯福山告訴我們，從右派的觀點來看，上述問題是古典民主理論的一大缺陷。它完全不鼓勵，也無法鼓勵優秀的人去參與政治(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60)。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布魯克先生上面說的那兩段話。人為了自利而從政。
當然，儘管霍布斯、洛克、與美國憲法有這樣的缺陷，不代表整個民主傳統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以公民道德為核心關切的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就主張人必須在政治生活中實踐、完全自我，因此所有的人都應當、必須去關心、參與政治。然而，共和主義在今天的民主潮流中只居於次要地位。原因很簡單，它首先與整個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原則不合。最具體的問題就是「為國家、為民族」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幾乎完全背道而馳。相反的，承認人的自利性的古典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機制，與我們的經濟機制完全吻合。
另一方面，若是按照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一個健全穩定的社會是一個充滿豐富活力與動能的有機體，而政府僅僅只是這個社會的一小部門而已。因為社會裡的每一個個體都是理性且自發的，他們自然能照顧好自己，因此並不必然需要政府扮演太大的角色。這種理論推到極端，政府該做的僅僅只是維持法律、警察、社會秩序的基本運作而已。像是社會福利、大學教育、環保、保護消費者權利等等工作，都不該由政府來做（所謂的Libertarianism思想）。如果政府的職能這麼小，那麼，政府官員自然不需要社會上最優秀的人來擔任。反過來看，一個年輕人若是相信他自己在華爾街的工作能為整個社會帶來更大的總體效益，他就不需要去州政府或白宮。
這樣一種看似單純、片面、甚至狹隘的古典民主理論為什麼能讓英國、美國、乃至於其他西方國家的民主成功且持續數百年呢？這個問題可能複雜到沒辦法用一個理論來解釋。但，簡單的說，我相信，那是因為他們已經在數百年的摸索之中找到一種以自利的人為原始基礎來建立一整套個人道德與政治社會秩序的模式。以信用卡制度為例，你可以盡情的消費，但你同時得學會節制、理性的計算、並努力賺錢還債。以學術討論為例，你可以主張任何你想要主張的觀點，但你得學會嚴格的歸納、推論、與說服技巧，並遵循學術溝通的格式語言。在政治領域裡，你可以鼓吹同性戀合法化，只要你能打贏官司。他們成功的把個人的私利與社會整體的利益調合起來，允許好人可以正大光明地去逐私利，也讓私利的追逐可以反過來提升社會整體利益。甚至，在追逐私利的過程當中，一個人會變得越來越「好」。因為，在交流、競爭、衝突的過程中，他將越來越瞭解自己與它人。他一方面會磨利自己，另一方面，為了長遠的利益，他也將學會如何與整個社會妥協、合作。好人也不需要否認自己的善行是為了自利。因為，在效用主義原則(utilitarianism)的主導之下，他的自利與整個社會的公利將結合攜手並進。
現代人已經太習於被淹沒於民主自由與市場經濟的口號裡面，以致於徹底忽略、遺忘了這整套體制的特殊性。我們把募款與討好群眾的能力當作一個成功政治家的指標。一個好的老師有資格領較多的薪水，一個老師為了更多的薪水去作研究。一個好的學校應該收天價的學費。一個昂貴的醫生較能治病。一個昂貴的律師更能主持正義。在洛克式的財產權保障之下，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盡其可能的過你想要過的生活。 這些原則，不要說數百年前，即使是數十年前，對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來說都還是陌生的。
我們的社會從來沒有認真嚴肅的去思考、討論、接受「人是自利的」這個原則，並根據這個原則重新修正我們的傳統文化。就算有，短短一百多年的西化運動也不可能消化這個原則，並使之成為我們自身的文化的一部份。於是，在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結構之下，不鼓勵也不允許自利的人。然而，自利的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所有的決策過程與權力均衡等機制都建立在那樣的人身上。我們的文化卻不承認在政治中的人應該去競爭、抗衡、獵取權力。結果，在我們的社會裡，反是參政、監督、競爭、制衡、獵取權力的政治人物，都是那些原本就不受傳統文化規範約束的人。
簡言之，在我們這種半生不熟的民主社會裡，只有小人會參政，參政的人全部都是小人。
這裡的小人有三種層次之分。第一種是完全不受道德良知約束，且聰明有心機、貪婪有權力慾，在獲得政治權力之後肆意違法濫權的野心政客。第二種是一般尋常老百姓，但他們身處正常社會秩序與倫理規範之外。按照傳統的看法，這些人的性格都有所缺陷，諸如不勤奮工作、不關懷它人、不合作、不謙虛、不自我反省、目中無人等等是他們的特質。他們或因無法與親友融洽相處，或因沒有穩當體面的社會地位，因而在既有社會結構中無法獲得溫暖慰藉。於是他們心生不滿，怨天尤人，總以為自己是不公平的社會與歷史結構下的犧牲者。他們要不藉由大發激烈的言論來抒發心中的怨懟，或是對政府與社會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這兩種小人必須互相利用。第一種人嫻熟民主政治運作的邏輯，但若沒有群眾力量的支持他們不可能得勢。第二種人缺乏足夠的知識與技巧，因此需要第一種人將他們的情緒與憤怒用看似合情合理的語言呈現在政治領域當中。
第三類嚴格來說不能算是真的小人，因為他們仍然遵循社會倫常的規範，盡力的扮演好他們的社會角色。但他們很冷漠，對一切價值都漠不關心，僅求苟安身免。在一定程度上，這樣的人成為充滿布爾喬亞意味的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因為他們除了滿足自身的物質利益之外對公共事務毫無興趣。這種冷漠使得以上兩種小人的結合統治成為可能。
在台灣的政治領域的每一個角落我們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以上三種人的蹤影。下從街坊上的角頭與地方派系，上到縣市議會，再一直到立法委員與內閣官員，再加上只見聲嘶力竭的吶喊不見理性和平對話的各類示威抗議，於其中貪官污吏與操弄民粹的政客比比皆是，而群眾之中有的怒不可竭地指天罵地，有的事不關己般地冷眼旁觀，也有的無能為力般地把這一切當作一場鬧劇。集其大成者恐怕就屬我們的前陳總統。前陳總統敢衝撞、敢抗爭、敢挑戰體制、又能煽動群眾的熱情與群眾打成一片，如此種種使他成為一個民主英雄。然而，若論及他的教養素質以及操作民粹的手法，令人不敢恭維。 但，無論我們支持或反對前陳總統，若無這特殊的政治結構作為舞台，他大概也是如你我般芸芸眾生中的一員。追根究底，他只是台灣的小人政治中的冰山一角，甚至只是整個結構下的犧牲者。
今天台灣政治的真正亂源就在於我們的民主政府與社會輿論被這樣的小人政治主導了。至於所謂的統獨之爭、藍綠衝突，只是這種小人政治的煙幕彈，也成了小人政治的犧牲品。
本來在民主政治之中，不同的意見既正常亦可欲。正是因為有不同政治主張的團體，政黨政治才成為可能，權力制衡也得以落實。然而，政黨政治與政黨鬥爭並不相同。從藍綠分立、制衡，到藍綠對立、仇視，再到撕裂社會，這完全是三件不同的事，彼此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藍綠分立制衡本來也可以演進為一種良性競爭，在冷靜溫和的溝通中達到妥協。之所以會走向一條錯誤的道路，正是因為小人政治才是台灣民主社會真正的潛規則。
我們只要大約看一下台灣社會的選民結構就知道了。無論藍綠，大部分的選民都是溫和的，然而整個政黨政治的走向卻是被少數小人牽著鼻子走。這些小人一方面將兩黨推向你死我活的零合遊戲，一方面在兩黨內部作蠶食鯨吞的蠹蟲。在這樣的結構性環境之下，個別政治人物無論多麼正直、包容、理性，終究也將會被淹沒在惡劣的環境當中。 長久下來，我們的民主政治已幾近崩盤。我們的社會已經完全失去了和平理性的來溝通妥協的能力。調侃、譏諷、謾罵、爆料、嗆聲是唯一的政治語言。我們的兩大政黨像喋血街頭的黑道一樣，以比較誰能聚集更多的抗議人潮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這種局勢不變，台灣毫無未來可言。
更進一步的來分析，中國自身的傳統文化也是造成今天的小人政治的另一關鍵元素。佛教、道教消極避世，本不鼓勵人們投身政治社會事務。它們安慰社會上受苦受難的人們，但不敦促人們去積極從事政治社會改革。儒家鼓勵人入世淑世，但儒家對政治的理解與西方民主傳統完全不一樣。儒家不僅完全不同意自私的人，反而極在乎私德。「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等等訓誡成為傳統中國人立身處世的出發點。至於政治，只有一個人在先能滿足修身齊家之後，才能進一步去談治國平天下，所以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一套由已而外、由親而疏的擴展功夫，一方面激勵好人去參與公共事務，一方面抑制那些在人格上不成熟的小人闖入公共領域裡搗亂。一個人如果不能接受他最親近的人，又不被他最親近的人所接受，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個人有能力參與更廣大範圍的公共政治生活，除非他能先從這些最簡單的步驟上著手端正自己的行為品行。因此，一個不孝的兒子、一個壞丈夫、壞哥哥、壞鄰居，都不該在公共輿論當中掌有發言權。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儒家與西方民主對個人與政治之關係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儒家思想中的好人在民主之中沒有地位，因為他會把時間與精力花在自我修養與關懷親友之上，而無暇從事公共事務。既使他參與公共事務，他的謙虛、隨和、自省與恭謹使他不輕易與人發生衝突。民主政治所需的論辯、監督、制衡、抗爭就無由產生。另一方面，民主思想當中的好人正是儒家思想中的小人。民主思想或許不否定人有良知，也不認同人對公共事務妄加議論，但民主更加鼓勵人對社會與政治採取一種懷疑、批判的立場。它要求我們不信賴它人，鼓勵我們在公共領域表達、堅持自己的主張，鼓勵我們與它人在政治議題上爭辯，更允許人們透過改變公共利益的分配把國家當作滿足私利的工具。因為唯有透過競爭才會達到權力平衡與進步。但是，這樣的事，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只有小人才會去做。
即使在沒有西方因素干擾之下，儒家思想作為一套政治理論有其缺陷。在理論上它固然也鼓勵人們去經世濟民，但，不像西方的共和主義思想一樣把參與公共事務當作成德的必要條件，儒家從來沒有說人一定要參政。甚至，因為儒家設下一套繁複的正心誠意、修齊治平的程序，所以，在政治生活之前，一般人望之卻步，而那些有才學的人也因拘謹、謙虛、或憂讒畏譏而裹足不前。而當好人不敢、不願挺身而出去關心政治的時候，政治就淪於小人之手。於是，如薩孟武先生說的，在過去中國的政治當中，真正掌握政治權力若不是皇室與世家大族，就是流氓。所謂流氓，就是「化外之民」，就是完全不顧人倫禮法與社會規範的人。這樣的人或因貧窮、或因懶散、或因違法犯紀，脫離了正常中國人的倫理秩序之外，因此能夠無所顧忌的參與政治鬥爭。舉其大者，從失敗的陳勝、吳廣、張角、黃巢、宋江、張獻忠、李自成，到成功的劉邦、朱元章，都是這一等人。這些農民起義的領袖或許是帶領善良的群眾反抗暴政的英雄，但他們確是是在既有社會秩序之外的人。在國家安定政治清明的理想狀況之下，他們不該出現，或者說，他們應該受到傳統文人文官的管理。然而，如上所述，士大夫乃至於一般老百姓因為安分守己的處在既有社會秩序當中，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很有限。於是，各朝各代中的奸臣惡霸就更不可勝數（薩孟武，水滸傳與中國社會，1-6, 63-68）。
儒家的根本信念之一是性善論，它把好人當做好的社會與好的政治的基礎，它相信若是每一個人都能努力去做一個好人，所有的政治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儒家的另一個根本信念是上述的由己而外、由親而疏的人倫與社會結構，它相信透過人與人之間最親近緊密的接觸，道德可以由此擴展開來，社會秩序也可以因此凝聚穩固。因為這兩個根本信念，儒家幾乎完全不討論政府體制、國家政策、與法律在政治社會秩序中的作用。這樣的道德與社會哲學之缺點就是，儒家在處理處於社會倫常之外的小人時特別無力。小人不接受道德勸說，又外於社會人情與輿論壓力。儒家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更不巧的是，儒家的純人文色彩使得它沒有像柏拉圖或基督教一樣提出一個來生彼世與最後審判的宗教制裁力量，所以小人更無所忌憚。或許佛教中的因果報應論本來可以在此補儒家的不足，然而，我們的社會裡有迷信而無信仰，佛家的果報論也無從發揮。再說，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約束力自古以來恐怕也就是只能防君子不妨小人吧。
儘管如此，只要儒家仍居於正統思想的地位，作為主導整個社會秩序與個人良心的邏輯，小人畢竟仍被壓制在公眾輿論之下。
然而，當今天西方以自利的個人為基礎的民主自由思想傳來中國之後，正是在儒家留給中國政治社會秩序上的一道傷口上猛力的灑鹽。當初那些極力倡導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努力地把這種西方思想引入中國的時候，大概絕對沒想到在中國社會的芸芸眾生當中，民主自由對個人自由、平等、與政治權利的保障恰恰是對那些原本就不甘被傳統社會裡人倫禮法束縛的人有最大的吸引力。也恰恰是對於這些人，民主自由發揮了最大的保障並提供了最大的福利。自由讓他們從傳統的道德倫理與規範中如猛虎出閘般地解放出來。平等賦予他們與那些循規蹈矩的善良老百姓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對個人基本權利與福利的重視與保障，更讓他們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的追逐在過去他們迫於輿論與人情壓力而不敢作的事。
我們反過來看西方，其實，儘管他們尊重個體之理性與良心，但，從柏拉圖到基督教、從霍布斯到美國建國之父，他們都對人性之弱點有極審慎的堤防，所以才用非常明確與嚴厲的制度與法律來抑制人性所可能造成的危害。上面說的各種政治權力互相監督制衡的機制，就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之下誕生的。不幸的是，雖然我們從西方學來了民主自由，但因為殘留的性善論信仰，我們不太接受西方人的性惡論，所以我們根本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監督、與制衡。又因為我們仍習於把好人的感染力量當作一切政治社會秩序的源頭，我們寧願崇拜個別政治人物也不願意花時間精力在改良政府體制與法律規範。其結果就是，我們的民主政治是一種半套的民主政治。我們的民主體制與文化對「惡」幾乎毫無制約防範的能力。
另一方面，因為西方因素的干擾，儒家在傳統社會裡所發揮出來的對小人的約束力也已完全湮滅殆盡。與此同時，佛教與道家又只能告訴我們要忍耐、慈悲、看開、解脫。半套的民主、垂死的儒家、佛教、道家，綜合在一起，把台灣打造成小人的天堂。
我們不僅對惡無法管束，對「善」也無力提倡。從西風東漸到今天，儒家的理想已經徹底破產。而我們不僅沒有儒家，對西方的民主文化的學習又仍只是殘缺不全。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從傳統中國文化或西方民主共和精神來看，整個社會再也沒有一種力量去鞭策我們去做好人，也沒有力量去鼓勵好人為官。就算偶而有那麼一兩個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家，也不足以成為一種能改變風氣的社會力量。於是，好人也在政治領域裡絕種。
傳統儒家文化雖已失去了道德規範作用，但它留下的社會結構與思考模式都還在。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一樣還是滿足於一己的小親友團體，還是一樣以儒家的道德標準來對它人指指點點，還是一樣不把投身政治事務當作完成自我人格的必要條件，還是一樣不注重客觀政府制度與法律的重要。於是，所有的政治、社會、倫理的結構性問題都沒人在意，也將不會改變。
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就跟我國中時候的班會一樣。當老師走開的時候，班會就淪為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的擅場。班會變成批鬥大會，把過去一週內同學作了什麼糗事拿出來捉弄嘲笑一番。搞笑也不是什麼壞事，但正經事一件也討論不出來。有些所謂的好學生不願意瞎攪和，就默默低著頭背英文單字，有些較嚴肅的同學或許也會說些義正辭嚴的話，但三十秒後就被大家拋在腦後。等到老師一回來，大家立刻安靜了下來。老師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眾人皆沈默以對。班會是我們的民主政治的一個縮影。一般學生因為謹慎、謙虛、或是害怕承擔責任，總是悶不作聲。反而是肆無忌憚的人最敢大聲說話。但班級不是國家，因為班上的同學都彼此熟識，相親相愛，因此不會互相傷害。國家不然，大部分的政治人物與全體國民沒有私人關係，他貪你的財，奪你的權，一點顧忌都沒有。
今天台灣的小人政治是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急就章式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結果。因為沒有仔細的分析比較我們自身的傳統與西方民主文化中的深層問題，使我們沒有察覺到一個破碎的儒家思想配上一個不成熟的民主文化是如何的危險。民主與我們的傳統文化對人性的假設幾乎完全不同，於是只有在傳統社會中的小人才會參與今天的民主政治。一頭熱的異種政治文化通婚結下了這段難分難解的孽緣，台灣人正在償這個債。
問題應該也不是不能解決。但中西文化到底要怎麼調和融通，恐怕得需要好幾代的菁英去苦心思索。過去中國有許許多多第一流的知識份子在想這個問題，但今天已經斷掉了。現在，整個社會民心都已經腐壞掉，要從頭開始，大概更加不易。
現在，若是我們把以上原則挪到台灣來運用，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在邏輯上與現實生活上都極其清晰，但在知識界與政治界從來都沒有一個人看到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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