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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常喜歡吹噓自己是很有人情味的民族。他們拿一些來到台灣的外國人的話做為證據,說他們在如何如何受到台灣人熱情的招待,小吃店老闆會免費請客,迷路會遇到好心的人來指引,東西丟在計程車上也不用擔心。但,回頭想想,這些所謂的「外國人」,通常是金髮碧眼的白種人。
 
奇妙的是,就像我同事說的,雖然我們會稱白種人為「外國人」,但我們絕不會把他們列入「外勞」之列。「外勞」也者,另有所指也。反之,在台灣的白種人,就算只是靠教小學三年級程度的英文謀生,還是可以享受台灣人抬頭45度角注視的禮遇與特權。
 
如果今天「台灣第一個參選公職的新住民」是一個日本老手工匠、來自加州的前矽谷工程師、來台灣傳教二十年後不捨離去的德國牧師,這新聞可能會像盧彥勳打敗羅迪克一樣,莫名其妙的以「台灣之光」之名佔據各大媒體的頭調版面。但,一個黑頭髮、台語沒有英文口音、相貌平凡的印尼婦女?
 
然而,我認為這問題不是出在於村裡的鄉下人。包含他們人生的前十年、二十年在內,過去的台灣人可能過著千百年來一層不變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一個沒有空洞的概念。血緣、地緣、口音、性別才是他們判斷一個人的身份的標準。他們之排外,與其說是種族歧視,不如說是對未知的陌生與恐懼。這是沒辦法的。
 
只能說,現代化、全球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為了能走得更平順、更長遠,必須有人能夠不斷的要求自己在知識、視野、胸襟上都更寬廣、開闊。而這正是台灣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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