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子，秋水「張無忌靠在牆上，不禁百感交集：『朱元璋這廝忘恩負義，那也罷了。徐常二位大哥與我何等交情，但為了一己富貴，竟也會叛我。他三人身繫義軍重任，我若去幾掌殺了，只怕義軍便要瓦解冰消。我張無忌原本不圖名位，徐大哥，常大哥，你們可把我忒也看得小了。』沉思半晌，帶同趙敏，悄然而去。」----金庸，「倚天屠龍記」第四十章「令狐沖是天生的「隱士」，對權力沒有興趣。盈盈也是「隱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卻寧可在洛陽隱居陋巷，琴簫自娛。她生命中只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 —— 金庸，「笑傲江湖」後記「趙雲：『漢賊之讎，公也。兄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三國演義」一、任我行如何從西湖地底下暗無天日的地牢中脫困而出，大概是「笑傲江湖」最叫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向問天的神機妙算、令胡沖不明就裡的配合演出，尤其是任我行那被慘忍的鎖住琵琶骨二十年後的淒厲慘白卻豪邁不減當年的形象，都是構成這段經典的重要元素。唯禿筆翁、丹青生、黑白子、黃鐘公這四人，本來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卻無端的被捲進這場風暴，落得悲慘的下場，不免令人欷噓。然而，仔細的研究這四人為何落得如此悽慘的下場，或許可以解開中國政治中無所不在的專制與腐敗的謎題。按照黃鐘公死前的簡短自白，他們四人其實已經過了一段「圓夢」的幸福時光。老先生回憶道，他們年輕的時候也曾一度熱血沸騰地懷抱理想，希望憑著一身的好身手行俠丈義、剷奸除惡，因此才加入了日月神教。誰料事與願違，東方不敗掌權後的神教日益腐化，教主的耳目被小人閉塞，不但賞罰不明、獨斷獨行，而且倒行逆施、殘害忠良。完全喪失了當初的理想，成了一個腐敗的政權。黃鐘公見事已至此，又覺得四兄弟人微言輕，獨木難撐巨廈，不可能改變什麼，因此商議乾脆遠離是非中心。剛好以看守任我行為藉口，避世西湖。從此，再也不相信什麼經世濟民、安邦定國的宏圖大業，江湖上的你爭我奪更與我何有哉。兄弟四人有志一同，你玩你的刀劍、我練我的棋琴，假以湖光山色之勝，足以。如此過了十幾二十年與世無爭的好日子。直到向問天這魔頭找上了他們，厄運如天外飛來。表面上看來，這段故事看起來不過就是「笑傲江湖」中的一段小插曲，與故事的核心主軸沒有關係，金庸只不過是利用這四人的悲劇烘托出日月神教的倒行逆施，以及暗示任我行出場後即將掀起的一場腥風血雨。然而，若是讀者對中國文化與政治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實這四人從年輕的充滿理想、到心灰意冷的遺世而獨立、再到身敗名裂、身首異處，短短的半生的故事其實已經具體而微的勾勒出一種中國人的對政治之態度之典型，也揭露了歷來中國政治的腐敗黑暗、以及集權主義興起的深層原因。中國人永遠都在逃避政治，假「追求個性解放」之名。我們永遠以為我們逃得了人群之間的是是非非、你爭我奪、與意識型態之爭。我們永遠是彷彿大夢初醒般的提醒彼此政治是虛假的、政治人物是不可靠的。而我們總相信朋友、家人、愛情這樣的小圈圈可以為我們帶來唯一可能的永恆的幸福。於是我們努力說服自己：「我的力量很渺小，不能改變什麼，顧好我的父母、妻小、朋友，也算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了。」於是，「政治不參與」成為我們的金科玉律。政治永遠都只是少數人的秘密遊戲與暗盤交易，而我們總是舒服的躺在小親友團體之中，天真地期待偉大的道德者會拯救我們。直到，政治終於毀滅了你我。讓我們來回顧馬丁‧尼莫拉那首傳頌已久的詩句：開始他們抓共產黨員，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
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抓工會會員，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
他們又來抓天主教徒，我沒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
最後他們衝我來了，已經沒有人可以替我說話了。
梅莊四友不是沒有理想與正義感。但當理想與現實衝突時，他們迅速向現實低頭。沒有反抗、沒有監督、沒有制衡、沒有參與，只有遠走高飛、一走了之，過著詩情畫意的布爾喬亞式的小資生活。雖然，故事告訴我們，至少包含曲洋與童百熊在內，許多日月神教的教徒都非常不滿，都有心振作。他們不知道還有許多人等著與他們攜手合作，去幹出一番事業。他們只是消極的躲起來。宋人的「虎溪三笑圖」，描寫僧人惠遠，送客儒生陶淵明、道士陸靜修過虎溪而不知，已而驚悟而暢然大樂之意。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與黃霑的「滄海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記今朝」或許就是這幅畫的註腳。寵辱皆忘，超越世俗的牽累。避世遠揚，撫琴弄月，但求相知相惜的知己好友交心會意。這不但是中國文人追求的理想人生，也是梅莊四友、曲洋與劉正風、東方不敗、風清揚等江湖好漢所嚮往不已的。當然，東方不敗與楊蓮廷集團最後被消滅了，但取而代之的不是追求正直與理想的力量，而是另一個殘暴的野心家。這樣的一個模式貫穿了「笑傲江湖」，甚至是整套的金庸小說之中。衡山二把手劉正風以為金盆洗手就可以讓他與摯友曲洋遠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藍綠惡鬥，結果只換來一家滅門。權傾一時的東方不敗厭倦了塵俗的無聊，只顧著與楊蓮廷親親我我，結果讓神教落得s內憂外患、土崩魚爛。絕世高手風清揚看透了人間的虛偽，即使憤世嫉俗，卻寧可閒雲野鶴般的逍遙渡日，把江湖上的事撇的一乾二淨。最諷刺的是，連故事的主角，為江湖帶來正義與和平的令狐冲，也在雨過天晴之後撒手而去。他像張無忌一樣，只想躲得遠遠的，陶醉在甜蜜的兩人世界裡。這樣說來似乎荒謬。明明「笑傲江湖」就是一場英勇的抗暴進行曲。在眾人的合作與奮鬥之下，野心家東方不敗、左冷禪、任我行、岳不羣一個接著一個被打倒，嵩山派、華山派、日月神教等邪惡勢力接連土崩瓦解。屬於群眾的力量在最後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然而，這完全不是一種深受西方影響的我們所期望的受欺壓的公眾對正義、平等、與自由的追求。故事中固然不乏人們對正義的堅持、對暴力的反抗，但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不在理念或群眾力量，而是在於小親友團體的作用。因為，在一系列的抗爭之中，角色們的立場並非取決於他的是非判斷，而是一個人在小親友團體當中選邊站的結果。請看下面的例子：第一、三教九流的好漢之反左冷禪與岳不羣，完全不是因為他們有意識的去捍衛自身的天賦人權，而僅僅是因為他們不是令狐冲的好朋友，就是受過任盈盈的恩惠，因此願意追隨令狐冲。事實是，只要他們每年都能定期的拿到三尸腦神丹的解藥，他們仍然願意做順民而不會去抵制暴力的無限擴張。日月神教殘暴的極權體制的宰制力量是被接受的。若非機緣巧合讓他們遇上了一個「英明偉大」領袖----令狐冲，他們不會挺身反抗日月神教。第二、任盈盈本身又是一個亦正亦邪的人，只是因為愛上令狐冲而莫名其妙的成了反抗軍的一員。她的行為，根本上不由超越社會關係而獨立自主的理性與良知來主導，而是掙扎徘徊在父親與愛人兩個親人之間。當然，在百善孝為先的觀念之下，她不會為了令狐冲而背叛父親。若不是任我行突然死去，誰勝誰敗還很難說。第三、關鍵當然還在於令狐冲。令狐冲本人當然是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是非分明的人物。然而，即使像他這樣的「俠」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抗拒小親友集團的吸引力。一直到故事的最後，他始終對於岳不羣癡心妄想。因為過去曾經的師親父愛，儘管風清揚與沖虛等人的不斷暗示，令狐冲還是拒絕面對岳不羣的罪惡。事實上，他對野心、陰謀、暴力的痛恨似乎遠不及他對師父、師娘、與小師妹的愛戀，而整部小說中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令狐冲一心希望能夠重回師父與師娘的懷抱的背景下進行的。如果在封禪台上岳不羣能夠寬大的接納他，令狐冲非常可能棄明投暗。岳不羣的失敗，在於嫉妒與野心蒙蔽了他的理智，讓他不能認清在令狐冲的道德觀念中「尊君敬長」原來是如此重要。因此，正義的力量的最後勝利，固然要歸功於方證、沖虛、令狐冲的領導，以及無數英雄好漢的捨命追隨，但關鍵恐怕還在於岳不羣的失算，以及任我行的戲劇化的瘁死。也因為這樣，與其說這是一場群眾有意識與自覺的對不義的權力的反抗，還不如說，極少數的政治菁英剛好因為機緣巧合，透過小親友團體的擴大與滲透，瓦解了追求擴張的權力，並透過友情與愛情軟化了不義（梅莊四友、童百熊、曲洋一樣都是正直的人物，但他們運氣不好，缺少一個親戚或朋友把他們的力量串連起來）。本質上，這不是一場民主與集權、正義與非正義之戰爭，而是一群親朋好友與另一群親朋好友的對決，一個宗族與另一個宗族之間的競賽。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劉邦起義靠的是他在泗水結交的狐群狗黨，隋唐兩代的權力基礎在於關隴集團，朱元彰奪天下靠的是淮西集團（他甚至為了犒賞鄉親而想要定都故鄉臨濠）。這當然只是舉其大者，至於每朝每代，上至廟堂下至鄉里，中國人是如何靠著「人脈」、「關係」鞏固政治力量的，我們每個人應該都很熟習。正義莫名其妙的獲勝了，但正義的原則並沒有彰顯。嚴格的說來，「正義」即使曾經存在，也只發揮了次要的作用。主導局勢演變的，還是個別角色的社會關係。所以，我們可以很合理的推想出另一種不同的結局：如果岳不羣能夠精準的善用中國社會中小親友團體的運作邏輯，也就是說，只要他能善用親情的優勢，那麼令狐冲幾乎必然倒戈。此時如果任盈盈選擇父親，那就會像是「羅蜜歐與茱莉葉」一樣成了兩家仇殺之局。如果盈盈選擇男友（如趙敏委身張無忌），而這小倆口又可以說服岳不羣或任我行任何一人，一個龐大的「姻親政治」之局極輕易、快速的成形。不需要共同的理想，不需要複雜的組織，日月神教、華山派、三教九流、或許再加上群龍無首的恆山派，透過親情與友情的力量凝聚在一起。與古代任何一個中國朝代一樣（新朝的王莽與隋朝的楊堅的奪權都是姻親政治的直接結果），一個建立新的集權政體就此誕生。這個政體之存在的初衷也許是良善的，也許是基於私利。但這都不重要。關鍵是，它永遠只會是「一小撮人」的政治 。權力如何合法的傳承、統治者如何受到道德正義的約束，仍然未被討論，只能依靠諸如令狐冲、方證、風清揚等人突如其來的善心善念。當我們在慶祝令狐冲的勝利的當頭，別忘了，他很可能就是下一個朱元璋或毛澤東，而我們不僅完全沒有制衡他的工具，甚至也沒有約束他的心理動機。總結來說，從梅莊四友的逃避到令狐冲集團的形成與勝利，我們可以推出得出，中國政治之所以始終缺乏普遍的正義與穩定，有兩個原因：
- 政治不參與。政治對一般中國人來說，並非一個必要的選項。中國人並非完全不關心政治，但當政治的走向完全偏離時，我們大可一走了之、視而不見，另闢一個屬於一己自我的天地。（這顯然是以陶淵明為代表的佛老的逍遙、隱逸、避世思想之後果之一。）
- 小親友團體是首要的社會組織與動員力量來源。道德果真要具體化成為一種政治力量，就必須依附在小親友團體之下。然而小親友團體本質上不是一個由彼此平等的公民在基於共同的理念與主張之上而自由選擇結合的公共組織，而是基於情感、血緣等等封閉性私人團體，因此它在本質上不可能成為一個能夠有效處理公共事務的機構。因此，正義與道德在中國社會找不到一個制度性的鞏固與支持。（這點又不得不歸咎於儒家對人倫的過份肯定。）
自此，我們可以看到，雖然「笑傲江湖」常常被解讀為一部推崇個性解放與自由，並諷刺政治、道德、與意識型態之虛假空洞的文學作品，然而，就我看來，正是因為劇中人物對個性、自由、私人情誼、與血親關係的一相情願的不理性、不負責的崇拜，犧牲了對集體的政治與道德的關懷，使得書中的角色一直停留在非常狹小的眼界與生活空間當中。也因此，普遍的正義原則、長遠的制度保障都沒有被確立。金庸先生可能以為他對中國歷史與政治提出了生動精彩的諷刺與批判。但實際上，透過他的思想與作品，中國政治之所以失敗的深層原因得以繼續傳播、滋生、壯大。當他的讀者作為這個國的公民主體之後，這個國的的政治也就不可能上軌道。二、如果「笑傲江湖」太新、太淺而不足以服人，我們可以再來看看「三國演義」這本中國最經典的政治小說。關於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對政治的不負責態度，我們可以從諸葛亮與其一幫友人（司馬徽、石廣元、孟公威等等）身上看出來。關鍵不在諸葛亮本身，而在於劉備整個求才求賢的過程，以及臥龍先生身邊一大群自信胸藏數萬甲兵，但卻愛惜羽毛，不願涉足骯髒的政治，而寧可置天下蒼生於水火也不願意放棄躬耕於南陽的愜意生活的智慧者。
這幅「武侯高臥圖」是明朝第五任皇帝明宣宗的作品。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少數符合儒家標準的好皇帝之一，
他禮賢下士、廣納善言、體恤民情，他與父親仁宗朱高熾共創有明一代的「仁宣之治」。
曾為臣下作「捕蝗詩」，諷喻蝗災雖然可怕，被派去救災的官員可一樣害人不淺。
但從他的這幅對諸葛亮的描繪，不難看出他對逍遙的渴望，也反映出他對人間事務的厭煩與無奈。
我們可以仔細看看「三國演義」中的幾段原文：
徐庶因母親被曹操挾持，因此被迫離開劉備。出發前他先來拜會孔明，懇求他出馬幫助劉備：
孔明問其來意。庶曰：「庶本欲事劉豫州，奈老母為曹操所囚，馳書來召，只得捨之而往。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玄德即日將來奉謁，望公勿推阻，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幸甚。」孔明聞言作色曰：「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說罷，拂袖而入。庶羞慚而退，上馬趲程，赴許昌見母。
即使偉大如諸葛亮，對政治參與也是基本上採否定的態度。如果可以，或許他還是會如出師表中說得那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與諸侯。」
水鏡先生司馬徽在知道徐庶向劉備推薦孔明之後，也不表讚許：
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為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眾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
司馬徽本人對政治則是徹底的置身事外。他不僅自身裹足不前，也不願劉備打擾任何他的朋友：
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去了。」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人？」水鏡亦只笑曰：「好！好！」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
劉備與孔明的好友崔州平的對話，頗能反映一般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人對政治的看法：在廣大的世界與亙古的歷史長河當中，治亂之大勢不是任何人可以改變的。因此，智者應該合其光、同其塵，隨遇而安、明哲保身：
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纂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
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為高見。但備身為漢冑，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州平曰：「吾亦欲訪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著，卻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崔州平本人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諸葛均曰：「昨為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游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
正如我常說的，孔子與老子說得「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國家昏亂，有忠臣。」都十足的推高了個體道德之自足性。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也是西方哲學最缺乏的一個關鍵。然而，缺少對一個外在絕對道德律令之崇拜的結果是，千百年來我們都對道德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甚至相信個體超越任何道德律令之上。而國家與民族觀念的淡薄又使得我們可以輕易的開脫任何政治責任。因此，古典的儒道哲學很容易就被我們用來塑造出一種「小我的絕對自由主義」，也就是說，自足的個體並不需要為正義原則在公民社會中的實踐負任何責任。從中國哲學的內部傳統來說，當道德不被神化、聖化為一種Kant主張的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情況下，它並不足以對抗楊朱之流說得「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所以我們看到孔明的好友孟公威高歌：「群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當劉備誠懇的邀請他們的相助的時候，石廣元冷酷的回說：「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
而更糟糕的是，像金庸一樣，在羅貫中的敘事之中，故事情節的發展最後竟然都會證明那些對世事不聞不問的智者的選擇是正確的。而諸葛亮下半生的遭遇也確實誠如水鏡先生所說得「嘔心血」（或是他自己在出師表中說得「受命以來，夙夜憂慮」）。然而，試問如果當初水鏡先生、石廣元、孟公威、崔州平都能多盡一份心力，孔明不僅不需要這麼累，或許還早就推翻曹魏了。而如果這些人是因為蜀漢本身就是一個不義的政權而不願相助那也就罷了，但事實不是如此。他們純粹是因是基於一種「不敢為天下先」、「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的老莊與陰陽家思想，而放棄了政治參與。
然而，這根本就是一種必然正確的「自證預言」。就如梅莊四友與曲洋因為紛紛選擇了逃避，而最後無人可以對抗東方不敗一樣，當所有知識份子都選擇了隱居避世之後，熱心參與政治的必然勢單力薄、獨木難撐大廈。因此，「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是事實，但非真理，而是水鏡、石廣元這幫人一手造成的不斷惡化的結構性循環。可以說，諸葛亮一生的勞碌以及他與蜀漢最終的失敗，這些人難逃干係。
基於道德責任感選擇參與公共事務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這是近代民主政治極力去克服的巨大障礙，因此西方人努力的去喚醒個人良知與公民責任，並不斷倡導「國」必須作為人民情感與道德的認同對象，以抗拒政治冷感與小團體效忠所帶來的危險。但，在中國社會，這個問題已經沒有討論的空間，關鍵在於這樣的想像已經被歷代文學作品給定型化，成為千百年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並繼續左右我們的政治生活。梅莊四友的悲劇、諸葛亮的悲劇在在提醒我們政治的黑暗，於是每一代的中國人都切切叮嚀他們的子女不可涉身政治，於是我們的政治只能更加黑暗。
三、
在政治不參與所帶給蜀漢與諸葛亮的悲劇之外，小親友團體之危害也在「三國演義」中一覽無遺。上述徐庶為母受困曹營就已經清楚說明了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大義滅親」這回事。然而，小親友團體給蜀漢帶來的災難遠不止於如此，而是直接導致蜀漢的滅亡，那就發生在劉備為了替二弟關羽報仇，公器私用，把軍國大事完全當作一己私情之宣洩。
誰都知道，「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然而這句話的前提是主事者有明確的國家認同，把國與國民的利益至於所有其他考量之上。然而，這並非劉備的作風，也不是扶持的劉備起家的組織力量的核心價值。從合法性來講，除了仁德之外，劉備的號召力來自於他的血統。作為一個有野心逐陸中原的諸侯來說，他的親屬身份恐怕不在他的道德特質之下。從權力運行的角度來看，他最堅定的政治盟友無疑都來自於朋友的死忠支持。
這兩點構成了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一章介紹劉備出場時必須交代清楚的故事：第一、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即使他的仁德也只專注在「專好結交天下豪傑」與「事母至孝」等小親友團體之鞏固之上）；第二，他與關、張二人的「桃園三結義」。
因此，無論羅貫中如何試圖把他塑造成心存善念，為國為民的仁君，劉備的核心利益考量還是在於他的家族血親、以及身邊的朋友。反之，也正是因為他是一個對親族有情有淚的人，所以政治上的失敗並不足以妨礙後代中國人對他的評價遠高於曹操。這解釋了他為什麼非得為了關羽，背棄了諸葛亮定下的戰略架構，不惜動搖國本興兵伐與吳，最後因為破壞了戰略同盟終於導致蜀、吳財盡力竭，被司馬家個個擊破。
進一步說，伐吳並不見得是壞事。只要動機正當，符合蜀漢作為個整體國家的利益，伐吳只是國家與國家間權力平衡的一環，自然的很。更何況，戰端本起於東吳，關羽也確實死於呂蒙之手。然而，問題在於，從頭到尾劉備之所以堅持伐吳，不是為蜀漢報仇，也不是為了擴張國家權力，而完全是為了過去兄弟之間的承諾，完全是私人之間的情誼在主導。請看：
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寧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室中忽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抬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何人，夤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
.......張飛曰：「吾兄被害，讎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
從道德角度來看，曹魏才是篡漢首惡；從戰略平衡的角度來看，老二老三應該聯合起來對抗老大。然而，在中國社會裡，抽象的道德原則與全體利益都必須屈服在小親友團體的邏輯之下。當趙雲挺身而出呼籲劉備以社稷為重時，他犯的錯誤跟今天台灣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以為中國人真的相信彼此是一個個平等的聯繫在一起的生命共同體：
.....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雲曰：「漢賊之讎，公也；兄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
中國人自古有言「疏不間親」、「血濃於水」、「勸和不勸離」、「家和萬事興」。種種勸籲萬變不離其宗：從個人的幸福到整體社會秩序之維繫，都寄託在小親友團體的內部鞏固。自古膽敢違背這個原則的人，都得付出重大的代價（戰國時代的吳起、商鞅都是經典的例證。）趙雲因為與劉關張關係密切，幾乎可以擠身三人集團之中，因此說這話還不打緊。旁人還說三道四，就是不知分寸了。
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眾官皆為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讎回時發落。」孔明聞知，即上表救秦宓。
或許有人因此批評劉備的剛愎自用與獨夫作風，然而，這樣的批評並不公平。從事後中國民間文化對劉關張三人的評價來看，這樣的行為基本上是被接受的，至少，它從未被嚴厲、系統性的批評。關雲長「身在曹營心在漢」與過五關斬六將所展現出來的忠心耿耿、張飛莽撞但一腔熱血的赤誠、劉備痛失手足的哀痛與後來造成的遺憾，這是後人嚮往、崇拜、與哀悼的主題。但劉備為了報私仇而犧牲了整個蜀漢無數的軍民將士、並葬送了復興漢室的機會，這不是中國人們願意去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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