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現在，我們幾乎已經可以用「身敗名裂」來形容陳前總統了。過去的光榮、地位、權勢、與人民對他的熱愛，大概都已經是過往雲煙。以後的人們想到他的時候，大概他們一家人五鬼搬運般的洗錢手法。就像今天的台灣人直覺地把蔣介石、二二八、警總、與白色恐怖聯想在一起。
所以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歸焉」。從桀、紂到蔣介石，再到陳水扁，這些有名有姓的大人物，一輩子裡做幾件壞事，就足以讓他們遺臭萬年了。客觀審慎的評估他們的歷史功過只能留給學究們去費心了。對群眾而言，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張標籤。這不見得公平，但恐怕人類社會就是這樣吧。
回到陳前總統身上。我們對他感到深深的不解。為什麼一個人曾經這樣受到人民的期待，卻能這樣狠心的讓人民失望？為什麼一個人已經達到權力與聲望的頂峰，卻還被身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財富給迷惑？為什麼一個人可以在舞台上高喊民主、人權、愛台灣，私底下卻這樣自私？
除非將來他本人願意寫本掏心剖肺的回憶錄，把一切都交代清楚，否則大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
但是歷史上像他這樣曾經卒然爆起卻又頹然隕落的政治領袖不少，而且有模式可循。或許可供我們對照參考。我們可以看看希臘。
二、僭主
在希臘，有一種不遵循城邦既有體制而獲得權力的政治領袖，叫做僭主(tyrant)。僭主這一個概念，從西元前五百年左右的希臘開始一直到今天，是政治學術語裡面的首惡。它是民主與自由的反面。如果民主與自由是一切好的東西的精華，僭主就是一切之惡的總匯。它是一個髒話。你對某個政治人物不滿，你就罵他是tyrant。
但這是不公平的。西元前六、七世紀左右，當僭主第一次在希臘歷史中嶄露頭角的時候，他其實是受到萬民擁戴的。在科林斯與雅典等城邦裡，僭主在位的時候甚至是經濟起飛、百業具興、國力迅速膨脹的時候。
Fustel de Coulanges提出了一種解釋。古早時代，希臘羅馬社會的政治運作本質上以宗教為中心，而宗教又是以家族為骨幹。宗教與家族結合，成為社會上唯一的組織型態。城邦其實也就是一個大教會，由各個為數眾多、大小不同的家族組成。公民就是教徒，統治者就是有資格執行宗教儀式的貴族。然而，在歷史的演變中，許多人因為各種原因失去了參與宗教的資格，譬如說他可能犯了宗教界規，或是他是家族中的私生子、庶子，或是他的家族的因為缺少男嗣而衰弱、滅絕了，等等。另一方面，成功的大家族的神受到其他人的擁戴，他們也就越來越興旺，於是也就漸漸壟斷城邦的政治權力。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沒有宗教的人是污穢卑賤的，他們不僅不能參與城邦政治，沒有法律地位，也沒有獨立的財產權與人身保障。
他們人數越來越多，越來越窮，越來越苦。可是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根據他們的宗教，他們不敢與那些有神明眷顧的大家族抗爭。他們甚至不知道兩個沒有共同宗教的人如何能生活在一起，不知道在沒有宗教作為凝聚元素的前提之下一群人要怎麼聚在一起合作行動。
直到有一天，他們突然領悟到一個道理。他們不需要共同的神明也可以組織一個團體。他們團結起來，在一個領袖領導之下一齊與貴族抗爭談判。這個領袖叫做僭主。他的原始意義是指一個沒有任何宗教身份的政治領袖。
由此看來，最早的僭主其實是人們為了反抗壓迫與不義的發明。他反映的是群眾的自覺與自信。這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次一群人接受一個人而非一個神的管理。簡單說，他是民主化歷程中的一個階段性工具。
僭主很快的就在兩三個世代之後垮台了。原因很單純。僭主的上台不是因為人們真的熱愛他，而是因為人們太痛恨貴族。僭主的作用只是號召群眾，讓大家團結起來推翻貴族。當人們隨著時間漸漸淡忘貴族的可恨的時候，也就是僭主失勢的時候。(Coulanges, 171, 226, 263)
Oswyn Murray提出了另一種與Fustel de Coulanges類似但少了宗教成分的解釋。僭主反映的是當時希臘社會裡新興的經濟力量（商業階級）與軍事力量（步兵）。這些新力量對傳統貴族的專權感到不滿，所以在僭主的號召下與貴族對抗。他的權力基礎往往都不合乎傳統，但他受到平民歡迎，因為他保護平民免受貴族的傷害。
但是僭主的失敗似乎是必然的。雖然僭主是靠平民起家，但當平民獲得初步的成功之後，他們的信心與慾望也會隨之增加，於是他們開始要求更多，僭主不見得能滿足這樣的需求。僭主本來就不是遵循固有體制（這包括貴族議會與公民大會）獲得權力的，現在不僅貴族對他恨之入骨，平民也與他漸行漸遠。沒有制度保障又失去威望，他的地位與安全越來越危險。為了自保，他只好反其道而行，闊權，斂財，增添個人武力，任用親私，甚至行恐怖統治，建立世襲政權。這是飲鴆止渴。不出數年，過去的兩個敵人，貴族與平民，竟然結合在一起，打倒僭主。(Murray, 139)
就個別人物而論，有些僭主的確是貪婪、險詐、充滿權力慾。然而，若我們能抱一點同情心來看，非常之事總得有非常之人來完成。在一個保守僵固的社會中，敢冒著生命危險率領群眾挑戰當權的大概不會是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人。這樣的人既然曾經享過喝采與掌聲，大概也就忍受不了群小的批評譏嘲，更不能甘於失去權力之後的落寞。他們既然曾經有大功於社稷，大概也不會覺得為自己親近撈些油水有什麼不對。
就歷史脈絡來看，僭主的起與落都是反映了政治社會的特殊的變遷與需要。
從社會結構來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讓僭主起的是群眾，讓僭主落的也是群眾。到底僭主是贏家還是輸家？而群眾是輸家還是贏家？恐怕難說。
這是僭主的悲劇。
三、
把陳前總統拿來與僭主有一個很大的不妥。陳的權力來源完全是合法的。他的總統一職是在中華民國體制之內循正常程序獲得的。因為他的地位受憲法的保障，群眾對他的喜惡不影響到他的政治地位與人身安全。所以，他的貪污腐敗不能像僭主一樣，以外在不利因素來為之辯解。
但是他們之間的相同性也是驚人的。
第一、他們的崛起都是以新舊政治力量之衝突為政治舞台。他們都是在威權性的舊政治秩序當中代表一種新興的政治勢力。這股新力量約略說來是一群先前被壓迫的群眾，他們在一種自我覺醒的意識之中追求更公平更自由的社會制度。簡單說，他們最初都代表一種光明、進步、正義的力量。
第二、新興的群眾力量對他們的支持不是絕對的。起初，因為痛恨舊體制，想要打倒舊體制，所以群眾才會支持他們。這種支持其實有很濃厚的工具性色彩。之後，當群眾與他們合作取得政治權力之後，群眾的要求也會變高，更會忘記他們過去的犧牲與貢獻。當他們越來越不能滿足群眾的期望的時候，他們的權力基礎就更薄弱。
第三、社會上始終有另一股很強的力量在抗拒他們的權威。這使得他們的政治力量很有限。
第四、第二與第三個因素交互作用，形成惡性循環，淘空他的權力與威信。
有兩種意見可以凸顯陳水扁與僭主之間的相似性。第一種意見主張，民進黨成立的時候本無完整統一的理論系統。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因素是對國民黨的痛惡。根據第二種意見，民進黨內的各派系對陳的個人能力與品行也不見得都是心服口服。大家推選他出來選總統只是因為他有選舉票房，能帶領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力。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陳前總統的作風不是沒有爭議。作為一個國家元首，他的不足也已經陸續在他前四年的任期中暴露出來了。然而在歷史與社會結構等等大環境的因素作用之下，他仍然可以受到一定台灣群眾的支持。只是，儘管陳水扁始終是陳水扁，但民心會變，群眾會變。民眾對陳立委、陳市長、與陳總統的期待與要求不會相同。當陳水扁不能滿足這種變化的時候，他就被歷史的滾滾洪流給甩在後面。
時勢能造英雄，也能毀滅英雄。陳前總統的人格或許有缺陷。他既然身為總統，我們當然也有理由用很高的標準來檢視他的一言一行。但若不是台灣這幾十年來的大歷史的捉弄，陳水扁可能根本不會是我們的前總統，也當不至如此身敗名裂。
托克維爾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人們在回顧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時，總傾向於把原因歸咎於上層階級的貪污腐敗。然而，托克維爾說，自私實為人性的一部份。自古以來，每個時代、每個民族、每個階級裡的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於是，沒有哪一種人比另一種人更自私的問題。所不同的只是自私的產物有好有壞。有時它是我們所樂見的（如財富），有時它令我們唾棄（如貪污）。自私是政治方程式中一個不變的常數，導致不同結果的關鍵在於其中的變因。這些變因才是我們需要去研究的。(Behrens, Ancient Regime, 41)
四、
希臘與羅馬皆然，在僭主垮台之後貴族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他們的勢力。共和時代的羅馬，雖有近乎民主性質的議會，其實是世家大族行寡頭之治。古典時代的希臘雖然有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主，但貴族仍然掌控了很大的權力。對貴族來說，統治是他們天生的志業。他們出身門第，有學養、有見識。他們交遊廣闊，有國際觀。他們經驗充足，嫻熟軍事、外交這些平民不可能看得透的事務。就好像呂前副總統說的：「馬英九是可敬的對手。他從小就是被訓練來當總統的。」
民主之路難行。既得利益階級的勢力固然難以動搖，找到一種有足夠的知識、遠見、胸襟、信心來挑起自治之重擔的群眾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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